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析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证据性

如果过分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但体现不了刑事诉讼立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的精神,而且会使刑事案件侦查人员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影响侦查水平的提高,甚至出现一些违法取供的行为。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正确理解犯罪嫌疑人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审讯主体非语言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技巧是审讯主体成功突破犯罪嫌疑人、获取相关口供的一块法宝。近年来,非语言在侦查讯问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受到审讯主体的重视。合理地运用手势、表情、体态、空间位置等非语言来辅助讯问语言,有助于侦查人员研究、引导、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提高讯问效果,最大限度地达到为讯问服务的目的。     

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探析

如何更好地保障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积极转变侦查观念，提高侦查讯问人员素质。要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沉默权、知情权、申请辩护律师在场权等一系列权利，完善侦查讯问的相应制度。     

我国侦讯程序中律师在场制度的设立

随着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口供主义侦查方式较为盛行，致使刑讯逼供已成为刑事司法文明的最大障碍，使侦查讯问过程受到人们质疑。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为及时、全面、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辩护，同时监督刑事侦查权力的行使。文章针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出现的刑讯逼供和口供不稳定等问题，提出侦查程序中设立律师在场制度设想，在对其程序价值进行考察基础上，对律师在场制度的具体设置和相关保障措施作初步探讨。     

沉默权与侦查讯问

刑事诉讼担负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 ,其平衡选择也是艰难的。要有效打击犯罪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要充分保障人权 ,不可避免地会使打击犯罪职能削弱。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虽然警察讯问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但因讯问本身对于查明案情所具有的利益 ,最终不能放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有效的手段。从国外的实践来看 ,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具有可行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说是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挑战 ,为侦查制度与实务的进一步规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刑事讯问制度的理论基础

讯问作为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一种侦查行为,是一种多结构的诉讼活动。讯问这种多结构性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人性论三个方面。这要求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充分发挥讯问的取证功能。     

通过实体法上的制度变革来影响侦查讯问程序的进行——以对职务犯罪“自首”的司法解释之分析与批判为切入点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激励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也许比防止警察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更为重要。我国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是自愿供述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但我国的司法解释对自首,特别是职务犯罪的自首进行了相当严格的限制性解释,这不利于鼓励职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地供述罪行,加剧了侦查讯问的对抗色彩。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非法口供的比较与述评

各国虽相继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却存在诸多不同。文章采用比较法中差异选择与具体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比了各国立法与实践中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通过对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解构,从内涵、外延、非法取供的主体认定、非法取供的行为认定及其证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评述。发现我国非法口供的内涵界定尚未包含任意性标准。非法取供主体的认定未将“因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非法取供行为的认定也对犯罪嫌疑人受到的精神折磨重视不足。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尚未将被告方提供证据或说明的证明标准明确为足以引起法官怀疑。      

“网上追逃”研究

“网上追逃”不仅涉及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查起诉中的犯罪嫌疑人、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也涉及刑罚执行阶段的罪犯,而且涉及监察案件的被调查人,因而并不仅仅属于侦查措施或者侦查活动。“网上追逃”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制在逃人员恢复法定状态。强制恢复法定状态的措施主要包括异地拘留逮捕的协助执行、先行拘留、无证抓捕,以及由此发生相应的讯问、羁押、押解等相关活动。“网上追逃”应当从适用规范及权利保护两个方面进行规范。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针对侦查人员不法行为提出抗辩的权利和对讯问过程的评议权     

论我国侦查程序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侦查阶段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冲突最激烈的阶段,因而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侵害最危险的阶段。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和完善刑事诉讼结构,必须更好地完善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辩护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在场权、申诉权,同时扩大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沉默权原则在我国的立法思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司法程序正当的一项重要保障。联合国的有关公约也对其加以确认和保护。我国在确立沉默权原则时,应考虑到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程序规则,通过立法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原则,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生存权与发展权比较视域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生存权不仅仅包含生物式生存的权利,还包含着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权利。发展权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尤其强调发展的机会均等。生存权的实现离不开发展权的实施,发展权的实现又以生存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生存权谈发展权或者离开发展权谈生存权,都不具有现实意义。国家对生存权进行法律保护所承担的乃是一种直接责任,对发展权的保护承担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是一个既保护生存权又保护发展权的系统的救助工程。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生存权具体化为最低生活保障权,使贫困人口拥有法律上的请求权,对于发展权的保护还是主要要依靠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当然要逐步的实现法律化。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沉默权的价值和实现

沉默权是由于刑事证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合法与否而引发的一项权利,对沉默权的态度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选择,在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即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中,沉默权作为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制度,体现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沉默权价值的探讨,比较了我国和世界上有沉默权制度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价值选择上的不同,论述了有关沉默权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现实问题,展望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实现的可能性。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碳排放权：一种新的发展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逐渐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权来看待,其法理依据主要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等。后京都时代碳排放权的分配应考虑发展需要、人口数量、历史责任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因素。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前提下,应逐步实现从"差别原则"到"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加强与发展中的大国协调的同时,适当支持小岛国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并重视碳排放权分配中的发展权问题。     

物权法对农民土地权益之保护

《物权法》从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征收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但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物权法》应当规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限制,同时应制定《征收征用法》,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试论物权确认

确认物权既是物权保护的前提和起点 ,又是物权保护的方法之一 ,对物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项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和民事实体权利 ,而是一种裁判请求权 ,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保护方式。物权确认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进行 ,但不应通过仲裁程序进行。物权确认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和民法上的权利推定规则 ,前者不应在民法上规定 ,后者应在民法上予以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