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从三对范畴看儒家思想之扬弃

对儒家思想的继承,首先必须将它从神圣性中摆脱出来,还原其作为思想文化资源的哲学伦理学本来面目。对儒家思想的某些命题和判断,应摄取其抽象意义而舍弃其具体意义和价值旨趣,对儒家思想的扬弃,需避免主观发挥和过度诠释,而应在"道体"与"器用"、"抽象"与"具体"、"原本"与"诠释"这三对范畴的矛盾辩证中去把握。     

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个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了普通群众的精神需求,进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佛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片面认识,借鉴佛教世俗化的成功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

佛教在管理僧团过程中形成以忏悔、刑罚为主的教育处罚观,又在信仰层面形成地狱处罚观。基于佛教基本原理,其对世俗刑罚观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形成刑罚设置的否定主义、刑罚目的的预防主义、刑罚功能的怀疑主义等特征。佛教刑罚观轻缓化的倾向,也曾一度通过高僧的政治影响、统治者的认同等途径直接影响到世俗刑罚的发展,死刑的转型乃至唐代废除死刑的实践,以及赎刑的转型、髡刑的消失、行刑制度的变化等莫不受其影响。同时,佛教的地狱处罚观也有推动世俗刑罚严酷性的一面。     

佛教科技观初探

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佛教与科学也是如此。佛教利用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法、弘道的工具,科学技术是佛教徒修道、利乐有情、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是用来说明佛教义理、证明佛法伟大的例证。另一方面,佛教教义本身对科学技术的学习、研究与应用,也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和要求。     

佛教的人生欲望观

本文对从原始佛教到密教的全体佛教的欲望观作了整合,说明佛教对人生欲望的反省、对向下发展的欲望--贪欲之危害进行了深刻批判,肯定了向上欲望"善法欲"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正确处理欲望、以欲制欲、以智化欲的技术.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儒家思想和谐观千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作为伦理意识物化的中国古建筑,从而产生了都城、宫殿建筑王权至上的政治伦理及民居建筑的血亲家族宗法伦理。因儒家伦理和谐观中"礼"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级制度,使中国古建筑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儒家思想与传统节操观简论

节操是中国传统的重要伦理范畴。节操包含气节和操守两方面,涉及仁、义、忠、信、廉、耻等诸多道德内容,与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仁"是具有节操观念的前提与核心,因而节操又与以人为本、遵守社会规范及理想人格密切相关。     

儒家思想和谐观与大学生思想教育

儒家思想认为孝是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根本,并希望上层建筑重视,上行下效,直至实现最高理想——整个社会都能做到“仁”。本文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儒家思想和谐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魏晋南北朝孝感动天现象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感动天的异常现象主要表现为自然界植物的反常生长、动物的反常出现和活动,以及孝子治丧过程中遭遇恶劣天气却安然无恙等。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孝感通神、治愈病人等方面。孝感动天的出现同前代孝道的教化、天人感应理念的影响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的神秘化、佛教的影响、士族保持门风的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朝廷以孝选官、对孝子大力表彰、用法律严惩不孝行为等,都成为孝感动天事迹的重要推动力。魏晋南北朝孝感动天现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后世沿袭了孝感动天的基本模式、正史开始为孝子专门立传、确立了孝子上报和旌表的基本流程等方面。     

融合与积淀——日本文化模式与儒学的影响

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 ,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重视血缘关系的 ,爱有差等的儒家文化 ;日本人兼有海洋性与内陆性两重性格 ,创造了“模拟”血缘关系的日本文化 ,二者虽然形态不同 ,但又具有相似之处。日本接受儒家文化有其契合点 ,也有大规模吸收、融合与改造的过程。日本文化是独具特质的民族文化     

从性别角度看始祖诞生的感生神话

感生神话是指女子并未与男性交合,而是有感子动物、植物、无生物等,竟神秘地怀孕生子的神话。本文从性别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汉民族、少数民族以及《圣经》和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中的感生神话的内涵,指出部分感生神话虽有母系氏族遗风,但从总体上应从属于父权制神话体系,它打着尊崇女始祖、尊崇母性的幌子为父权、男权服务,实际上却是只从生育者意义上肯定女性,意欲从更深层次上控制女性。     

清代士林居士彭绍升的儒佛合流思想

清代士林居士彭绍升,学宗阳明。在清代考据学鼎盛的局面下,为了维持阳明学的继续发展,再次将阳明学和佛教引向合流,不仅丰富了阳明学的思辨资源,而且以阳明学诸问题来诠释、改造净土宗修行理论。同时,在阳明学和佛教的履践观念影响下,彭绍升积极开展地区的社会活动。通过思想的改造和社会事业的创办,彭绍升为阳明学在清代考据学的挤压下继续存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彭绍升的儒佛合流的思想,也影响了清末思想界。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从哈尔滨方言中的俄语借词看俄语与汉语的相互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体现了人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潮流,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中体现了不同民族的包容精神和学习兴趣,这种交流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对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的分析,能够为两者文化交流的考察提供充分的根据.通过对哈尔滨方言中的俄语借词的考察和分析,使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和发展轨迹,为双方更进一步的交流提供参考.     

从西周大一统思想看秦学的原创性特征

西周大一统思想,是在史前观念因素强化为夏商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由大一统思想在西周的形成,可见中国思想文化萌芽和产生的轨迹,也可见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原创性特征.当然,秦学的原创性特征也由于它曾经处于中心文化、主体文化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