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舆论与宰相政治探究

中古时期文献中“舆论”及与“望”相关的词汇,其用法、内涵基本与现今的“社会舆论”一致,代表时人对社会事件和人物的议论或意见。其中,“宰相之望”是一种特殊的针对可能升任宰相的官员的舆论描写。享有宰相之望的候选人群体在通往宰相之途时仍然受到政治倾轧等因素的制约。即使入相后,围绕宰相的执政风格、业绩、人物评论的社会舆论依然存在。这种相对固定且成熟的社会舆论书写模式是建构古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内容。     

论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

唐代皇帝要求宰相重视为朝廷选拔优秀官员,许多宰相也以此为己任.唐代宰相主要通过与皇帝当面讨论和向皇帝上书两种方式阐述他们选拔官员的思想,其内容丰富、深刻,对唐代选拔官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唐代宰相选拔官员的职责及思想的论述,揭示唐代宰相在朝廷选拔官员中的作用及影响.     

论唐玄宗朝对两蕃政策及其对幽州的影响

玄宗朝对契丹、奚两蕃采取羁縻怀柔政策,以稳定东北防御局势.在长期的羁縻怀柔政策下,蕃族势力不断被吸收参与到幽州的军事防御中.随着蕃族势力的扩大,逐渐影响了幽州节度地方势力的发展.     

123次辞职“未遂”的宰相

失望开始时只是一粒灰色的种子，长啊长啊，就开出了绝望的花，然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死去。     

辽代的宰相与使相

宰相与使相是辽代重要的职官制度。在关于辽代官制的记载中,宰相与使相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种职官。辽代的宰相制度,既有对五代的继承,也有受宋影响的一面,但并不是直接承自唐制。钩稽文献,辽代的宰相群体包括北府宰相(北宰相)、南府宰相(南宰相),北、南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侍中、中书令(政事令)、尚书令,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中书侍郎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平章事。辽代的使相,指以宰相官衔为虚衔的节度使(包括节度州长官节度使和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使相"之"使"指节度使(包括五京留守),"相"则指宰相。唐末为笼络藩镇,始以宰相头衔作为地方节度使的加衔,带宰相衔的节度使被称为使相。辽朝的使相虽然承自唐制,却也与唐代的使相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将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视同中原地区的节度使,也可以加宰相衔称使相,这是辽代的新变化。     

大唐创业与北朝蕃姓余裔

李唐创业的三个阶段中，无不有北朝蕃性余裔（即“五胡”后人）参预其间；从李渊太原起兵的酝酿，中经进军关中和建唐准备，迄至早期统一战争及“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皇位的确立．蕃姓人物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全面地揭示了李唐草创过程中的历史真象，说明唐朝是中华诸民族的上层分子共同缔造的国家，这也正是唐帝国当权者在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上不那么歧视“异类”的原因所在。     

李多祚与八世纪初唐政局之变

《李多祚墓志》《李承嗣墓志》及《大唐故杨夫人墓志铭》对于补正和理清李多祚籍贯、参与神龙年间的政变等事实细节颇有价值。据墓志及传世文献所载,可推测李多祚籍贯为盖牟城,其家族于贞观十九年(645)入唐。自地方入长安后,他为唐王朝四处征战,并官至右羽林大将军。神龙年间,李多祚两次参与宫廷政变,其个人命运也随政变的结局而大起大落。此墓志在反映李多祚相关信息的同时,也凸显睿宗、玄宗对朝野政局的调整与掌控,得以窥见8世纪初唐政变之原貌。     

论五代军将女眷对军政与时局的影响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分裂期,在暂短的五十余年时间内,群雄逐鹿于中原,政权更迭极为频繁,大小战事从无止息,以至整个五代史都浸漫在军阀混战的滚滚烽烟里.时势造就了一大批留名史册的军事将领,同时也使其女眷得以参与到军政中去.她们影响军政决策的制定;充当间谍,刺探情报;甚至直接参与军政行动.而其个体处境各异,生存状态堪忧,之所以可影响军政与时局皆因特定的历史条件,她们活跃于历史舞台上,使五代历史呈现出鲜明的生动性与复杂性.     

论明清家将小说的情节模式及成因

明清之际,涌现出一系列以家族英雄传奇故事为代表的家将小说.家将小说故事情节纷繁复杂、头绪众多,但仍是一种模式化、公式化的类型小说,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三大模式:"忠奸斗争"、"神魔斗法"和"马背奇缘".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读者"世俗好怪喜新"的心理需求和书坊主"徒为射利计"的商业目的.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论唐代的胡商

在唐代商人阶层中，胡商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水陆交通空前发达；唐政府又执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重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国的通商互市。这些有利因素，为唐代胡商提供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胡商在唐代的空前发展，有力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论唐代文字狱的酝酿

文字狱始于北宋说不符合历史实际，唐代已见端倪．唐宋明清虽然都是专制政治体制，但唐代处于封建盛世．在统治者的信心胸怀气度、法制原则设施程序、官僚集团关系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因而文字狱仅处于酝酿阶段，不象后来那样酷烈．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论国民政府建委会 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发生了建设委员会与交通部关于无线电管理权之争.建委会获中央允准后,先是加强内部管理,进而由舆论到实践,由国内到国际,向交通部全方位争夺无线电的建设与管理权.然交通部尤其是所辖电政部门并未退让,在全面应对建委会进攻的同时,也多层次地组织反击,给中央造成来自地方与国际的双重压力,最终迫使其收回成命而重掌无线电建设与管理权.这场争夺战,从实质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益之争,当为建设理念分歧下的路线之争;从影响看,对政权形塑则多为负面,加深了时人和后人对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印象.对国家建设则多为正面,促进了斯时无线电事业的发展,此成为该争夺战之意外收获.     

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论略

唐王朝的恢弘气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等层面,也通过兴盛的旅游活动得以表征.在这个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朝代,旅游迎来了新的高涨.唐代的旅游活动不再完全是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旅游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支配旅游活动.唐代旅游活动类型丰富多彩,各阶层人士参与广泛,进而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发展.旅游文化构成了盛唐文化的组成部分.     

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关系论略

永贞元年武元衡的左迁和元和十年刘禹锡、柳宗元的再度遭贬集中反映了刘柳与武元衡的矛盾斗争。其中既有不同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也有权力之争。刘柳有关诗作不仅表现了诗人对这一矛盾斗争的认识和态度,而且寓有对政敌的严厉谴责和批判,思想内容较为深广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     

论唐代边塞诗的悲壮美

唐代边塞诗人在独特的题材范围中表现了“征人”强烈的理想、抱负和痛苦,展现了“征人”的崇高行为和精神力量,使边塞诗歌体现出一种悲壮的情感基调和美学魅力,形成唐代边塞诗歌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悲壮美。     

死刑存与废的思考

从起源算死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死刑存与废问题在全世界也已争论了200多年了,该不该废除死刑,已不再成为争讨之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废除。这在每一个国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就目前中国废除死刑的现实可能性作一简单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