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中的秩序与法律问题

以奥古斯丁“至高法律和至高秩序”的角度,可以拓展关于文学、秩序与法律的思考空间。莫言新作《晚熟的人》,若从爱与律法、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及建立这一秩序的“前三十年”(1949—1979)与“后四十年”(1979—2019)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三个方面看,可以揭示出该作品在文学与法律的关系上的独特价值。在《晚熟的人》中,莫言从道德伦理秩序到社会法律秩序再到灵性精神秩序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反思,从这一多重秩序的建立直至完成,他凝练地刻画出了一幅更为立体的全景图。     

论社会隐秩序与显秩序--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社会显秩序是指用权力与法规命令推行的秩序,隐秩序是指由自发的适应性交往构成的秩序,它使人们理性决断成为可能。正像在资源配置上,单纯的计划经济企图用显秩序取代隐秩序招致失败一样,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的控制上,单纯依靠显秩序也必将导致“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府失灵现象。应当通过法制来加强德治,改造社会隐秩序以创造依法治国的道德环境,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秩序。     

儒家政治秩序的性质与意义

儒家政治秩序的两个轴是“等级秩序”和“互惠性感应”。“等级秩序”是本能性维度,“互惠性感应”则是道德性的维度。要之,儒家试图在本能性的等级秩序上加以道德性的文德,由此确立“文德的等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对本能要素和道德要素的调和。儒家秩序在统治的领域表现为德治和礼治,德治指的是上层率先垂范,施行仁政,下层自愿感服。礼治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合理限制所有人的欲望,杜绝恣意竞争和冲突的根源,从而稳定社会。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儒家的主张,上层尽分,下层感服,人们便能相互和亲,享受幸福,这应是儒家秩序的旨归。现实政治中的问题通常在于上层,即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未尽本分的情况,而儒家对此未能提供合适的对策。儒家只是反复强调君主的修己和臣下的谏言。罗马共和政治发明了“制约与平衡”的原理,对傲然自肆之君的制约有着重要的贡献。儒家却未能展现“制约傲然自肆之君的方法”,或者未能正确体现“被统治阶级制约统治阶级权力的构想”。概要之,儒家没有找到有效抵御“本能性”失控时的现实方案。儒家考虑的都是诸如训戒和谏言等道德性的方案。这种以“道德性”抵御“本能性”的方案是存在局限的。     

秩序微言

如果将秩序的应然目标视为秩序与自由的和谐，那么对强调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所可能带来的法律负面的担心就绝非多余。以“一致性、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秩序伤害自由与社会，无论从形而上的价值观或功利主义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秩序问题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应该放置在相对确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此，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秩序”和“个人本位的柔性秩序”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则“柔性秩序”的建构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即强化扩大私权，弱化规范公权，激活自律机制，鼓励私力救济。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论法律秩序

法律秩序是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我国法学界对它的探讨却不尽人意。本文初步就法律秩序之概念及其法理特征做了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法律秩序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在人们之间所产生的动态化、条理化、规范化、模式化和权威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法律调整是法律秩序的前提，有序的社会关系是法律秩序的本质，规范化的人类生存方式是法律秩序的目的。法律秩序的外在特征是适时性、文化性、稳定性和公共性。其内在特征有五个方面，即法律规范性、社会动态性、实践条理性、模式性以及权威性。     

秩序、规则与预期

秩序是人的心智模式可以识别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规则状态,它具有成本的节约性、可控性和可预期性等特征。由于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市场经济秩序运行只能接近理想状态。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时,不仅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更要重视道德、风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型构。     

正义与秩序关系辨析:从正义到秩序——兼评克林顿主义

正义与秩序是一对辨证统一的范畴 ,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更为根本 ,正义是秩序的内在体现 ,对秩序具有很大的反作用。从本质上讲 ,人们对二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但由于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取向不同而引发认识上的分歧 ,特别是存在为所谓“正义”而破坏“秩序”的事实 ,克林顿主义即是其典型体现。其逻辑设计可以简化为以“正义”求“秩序” ,即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理解正义与秩序关系的现实落脚点是干预问题 ,干预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必须受到一系列严格限制 ,以寻求正义与秩序关系的最佳契合点     

规范的经济运行呼唤道德的“自然秩序

在规范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目的,彼此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道德的“自然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完美统一. 它不仅可以限制个体的私欲膨胀,而且能提高人力资本的X效能、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激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益.因此必须把道德的“自然秩序”和有力的制度安排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规范运行.     

媒介正义:自由与秩序的张力

自由、秩序和正义是媒介传播的基本价值.其中,媒介自由和媒介秩序的辩证关系是对立统一,我们应当依据媒介传播的现实在媒介自由和媒介秩序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关系,而媒介正义正是这种张力关系,通过它,可以实现媒介自由与媒介秩序的动态平衡,从而达到传播的和谐状态.     

“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冲突“辨析

有些论者将自由与秩序视为一对冲突的法律价值,这种看法意味着自由一定意义上就是“无序”、必须被秩序所规制,降低了自己的价值,容易造成法律排斥自由的误解,与“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是自由的保障的看法相抵触,有必要予以厘清。事实上秩序并不必然与其他法律价值冲突,所谓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是指自由与法律秩序中的其他价值追求的冲突,或者是指不合理的秩序与自由的抵触。就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而言,秩序价值是自由价值形     

论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及其作用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实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目的 ,彼此之间必须达成某种默契———经济运行道德的“自然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完美统一。它不仅可以限制个体的私欲膨胀 ,而且能提高人力资本的X效能、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激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益。因此必须把经济运行中道德的“自然秩序”和有力的制度安排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 ,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高效运行     

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法律秩序研究

在我国，法律秩序多被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而将其作为法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则备受冷落。其实，法律与秩序的联姻完全符合社会演进的逻辑：组织——规则——秩序，法律秩序在中西法学著述里还存在着法律规范秩序和法律社会秩序的概念分野，法律秩序内在结构包括行为秩序和关系秩序，法律秩序的变革必然是从稳定完善的秩序到民主自由的秩序     

悲剧与秩序

悲剧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认知形式。所有的认知必然都要遵循一定的秩序,悲剧需要按照一定的秩序来展开叙述,并形成一定的叙述秩序。悲剧在遵循叙述秩序的基础上,既顺从一定的道德秩序,也遵循一定的情感秩序。但悲剧在塑造秩序的同时,也塑造了秩序的对立面,即对秩序本身的反叛,由此引发人们对悲剧的反思,而这恰恰是悲剧在当今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论法律与和谐的共同价值追求——秩序与正义

“和谐社会”如今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之一。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社会和谐与否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和谐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民主与善治的社会、秩序与法治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宽容与友善的社会、诚实与信任的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早已成为举国之共识。法律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的价值追求。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城市化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对我国城乡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平常心对待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秩序问题．将社会冲突纳入法律框架,理性地加以解决。     

秩序、法律与正义--博登海默法律哲学探微

从法哲学视角对综合法学代表博登海默法律哲学的核心观点进行探讨,笔者提出了不同于博氏的主要观点有:社会对秩序的需求不仅源自心理,而是受制于更具终极性的“存在”;法律秩序是一种“公设人为”的极具主观性的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