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翻译思想批评研究——基于《译者的任务》文本价值的思考

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翻译观在形式与内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以及文本的可译性等一些翻译的基本问题上颠覆了传统观念:消解了原作与译作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壁垒,并提出直译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翻译不单是为了传递内容, 而是为了传递真理等思想,这与文学作品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论本雅明翻译观中的“拱廊直译”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间接提到的“拱廊直译”这一概念至今鲜有人提及。本文从本雅明的语言观出发,根据《译者的任务》中的主要概念和“拱廊直译”的关系,论述了“拱廊直译”的重要性和用途,并结合具体例子深入阐述其具体表现形式和优越性,最后对“拱廊直译”的方法作出两点总结。     

从《译者的任务》看沃尔特·本雅明的语言观和翻译观

本雅明的作品《译者的任务》（1923年）被认为是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的发轫之作。本文从解读本雅明论翻译的作品《译者的任务》（1923年）来探寻他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并指出本雅明论翻译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探讨翻译的可译性，翻译的语言和语言的翻译。《译者的任务》看起来像是讨论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是讨论语言的哲学问题。     

揭开"纯语言"的神学面纱——重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对完成翻译任务的论述交织着科学和神学两种不同的视角。科学的视角是:译者必须有能力把源语中的象征变成被象征,然后用目标语把被象征还原为象征。神学的视角是:译者必须有能力从源语进入"纯语言"的境界,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释放被另一种语言的咒符困住的"纯语言",从而让"纯语言"通过译作折射出原作。由于中西文化裂差,他的神学表述令许多中国学者感到神秘而晦涩,然而其科学表述使我们有可能揭开罩在"纯语言"上的那层神学面纱。     

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对比分析

为弥补关联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对比研究的空缺,从译者主体性角度阐释了译者在两种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关联翻译观视阈下,为了寻找最佳关联,译者需要发挥主体性;在生态翻译观视阈下,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要发挥主体性进行多维度的选择与适应。研究发现：在关联翻译观和生态翻译观视阈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都会受到限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生态翻译观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限制因素要比关联翻译观视域下的限制因素更加宽泛。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翻译,它离不开译者的"再创造"。本文从文学翻译的特点出发,讨论译者的"再创造"是合理的和必需的,并且用译例说明什么是译者的"再创造",从而强调指出译者的"再创造"与译者的"隐身"并不矛盾。     

中西女性主义翻译对比下译者主体性探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女性主义译者从独特的视角体验并指导着翻译实践,彰显出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译者主体性。与西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相比,中国尚缺乏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土运用,国内某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虽能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均采用了具有中式色彩的、比较温和的翻译策略。     

译者的翻译动机

译者的翻译动机在翻译中贯穿始终。译者出于什么动机进行翻译活动,直接影响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方式的采用以及译者翻译质量的高低。     

译者地位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的变迁

翻译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译者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有不少翻译研究者探讨过,但至今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梳理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寻找译者地位的变迁的轨迹,并试图推究其产生的原因.     

译者目的与翻译规范

文章从功能主义目的论出发,结合描写学派的翻译规范论,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其制约因素,进而指出,译者主体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受译入语体系的规范所制约,需要(赞助人的)翻译目的来做指导以作出翻译决策,表现为既要接受赞助人的主导,又要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还要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其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文学模糊语言的翻译及译者的地位

本文旨在讨论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虚对实,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的准确语言;以虚对虚,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以实对虚,以精确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等角度探讨模糊语言翻译的方法.在翻译文学模糊语言中,译者应当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作用,使译文文本同原文一样呈开放性的结构,让译文读者介入其中,去解读,去阐释,从而获得共鸣.     

译者主体性对翻译批评的影响

国内外对翻译批评中译者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对此问题的讨论,并且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然而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缺乏系统有效研究方法等不足.及时地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有利于我们对此问题更加深入和系统地探讨.我们必须重视译者主体性研究对翻译批评所起的重要作用,确立正确合理的翻译批评原则,从而提高译者的积极性,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     

翻译市场化下的译者研究

中国的翻译市场刚刚开始正规化,对其主体即译者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目的论将所有翻译失误自上而下分为四类,即功能性翻译失误、文化性翻译失误、语言性翻译失误以及文本专有性翻译失误———在翻译实践中如何避免这四类失误也正是译者自我完善的方向。要在翻译实践中避免所有这四类失误以提高翻译质量,译者就要具有责任意识、重视文本功能、培养跨文化意识、提高翻译能力和树立文本意识,此外在翻译市场化时代还要注重对具体翻译要求的研究和把握。     

译者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长期受制于传统翻译观的束缚,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翻译活动的文化转向研究,译者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而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创造性叛逆"正体现了其主体性影响下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主体探索——《孙子兵法》译本个案研究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将中国经典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典籍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角度,对《孙子兵法》这部军事领域的重要著作进行个案研究。《孙子兵法》自1772年被首次介绍到西方社会,它已经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在近一百年中,中外译者出版了大约有十五个不同的译本。本文所选择的两个英文文本分别是由翟理斯和中国译者林戊荪所著的。经对比译文本,发现了其各具特色。对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选择文本、阐释文本、制定翻译策略原则,以及确定译文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技巧这四个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期望借助译者主体性的理论视野,对于《孙子兵法》的译文的分析能够做到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并能反映出各译文的特点论明翻译中的内涵及其原因。     

从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语言看女性主义翻译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对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中日益重要的课题。本文从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语言三个方面论述女性主义翻译观,同时给我们的翻译研究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