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农村贿选的成因与治理措施

我国实践了将近30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基层选举,民主选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严重的"贿选"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农村贿选问题必须放置在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建设新农村、发展城镇化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新形势下加以分析。村庄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姓氏家族力量、村庄经济和区位优劣、村庄经济政治分层、乡镇干部权力寻租等诸因素影响农村的基层选举。因此,提出相应治理贿选的措施,以有效预防和遏止农村贿选。     

曹锟贿选

曹锟性情爽直，年轻时好酒贪杯，经常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他的钱时，他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讨？”     

农村贿选治理的制度调控机制研究

贿选作为影响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重要社会问题,急需治理。基于地方政府贿选治理实践的调研,厘析出贿选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据此构建出“制度调控=制度网络×执行机制×执行意愿”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贿选治理的三重机制：制度网络的构建机制、多元主体联动的执行机制、执行意愿的动力机制。三种机制相互链接,共同构建了一种整合主义的制度调控实践方式。     

我国村民自治中贿选治理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针对我国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我国现在的治理制度还不完善.对于贿选还缺乏权威、全面的界定.对贿选结果的处理及贿选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甚至缺乏刑事处罚依据.受理贿选举报,申诉机关在案件的受理、处理等方面都需进一步协调.完善贿选治理制度需要从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制度和加大对贿选的法律惩治等方面抓起.     

贿选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在我国相关的立法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贿选,以致于贿选和破坏选举的“贿赂”两个概念混淆。本文给出了贿选的概念,并对与贿选有关的情况进行了界定,在借鉴国外规制贿选行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贿选的危害及其法律规制

本文将贿选分为间接选举中向代表行贿、直接选举中购买选票以及直接选举中给所有选民带来直接物质利益三类,分析了这三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针对其危害性提出了法律对策.     

成功与失败:贿选的两种结果——兼谈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

近年来,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贿选越来越普遍.候选人希望通过贿选,获得村民手中的选票,以便在选举中顺利当选.事实上,贿选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贿选有两种结果:一是贿选成功,获得村民手中的选票,最终顺利当选;二是贿选失败,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选票,反而失去了应得的选票,甚至面临法律的惩处.     

浅议我国反贿选的技术选择

现行立法从法律定义、制裁措施、监督机构3个方面对贿选进行规制.隐蔽、复杂、多样的时代特征,选民与贿选人利益共同体关系,家族势力主导下贿选的监督难度是我国反贿选的现实困境.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抑或统一选区划分标准的技术手段在反贿选时面临着制度不能、选举质量降低、背离选区划分"便利原则"等现实窘境.以扩大选区为进路的反贿选技术选择可以提高贿选压力,增加贿选成本,提升贿选难度,升高贿选风险,逐步稀释地方家族的影响和势力范畴,在经济和实践中迫使贿选操作不能,逐步退出选举进程.     

刍议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贿选村官现象

近年来农村村官贿选现象有增无减,严重破坏了当地民主政治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因此,预防、打击贿选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反腐倡廉成为农村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文章针对农村村官选举中的贿选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防控措施,希望对遏止今后村官选举中的违法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     

村官贿选及其遏制对策刍议

村官贿选祸害极大,通过立法把《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的精神明确化、具体化、制度化是治标对策;培养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是治本对策;遏制村官贿选,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论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选举就是选民选择自己的代理人的过程。过多层次的间接选举不利于提高代表机关的代表性。要提高我国的政治文明程度,人大制度就有必要与时俱进,朝着使广大基层群众能享有更多知情权、表达权的方向,朝着高层领导更易于了解基层实情的方向进行改革和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隐喻表征的模因特性新探

新中国选举制度的确立,以195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颁布为标志。从研究新中国第一次全民普选入手,是深化对这一制度认识的一个途径。照顾少数民族选举权,规定中共党组织、民主党派、选民或代表的联合提名权以及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提名、投票与计票制度等选举运作程序与环节的规定,基本上为1954年宪法所确认,而且大都沿用至今。1953年选举法及其实施为新中国选举制度的确立及发展创造了初步的历史经验,无疑对于今天的选举实践,尤其是整个国家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台湾选举文化论略

台湾的选举文化是台湾政治文化最深层因素在选举面向上的延伸。在台湾选举中,以血缘和情感为中心组织竞选的现象是考察台湾选举文化形成的基本出发点,而选举制度的设计又从外部强化了选举文化的恶质特征。虽然台湾的选举制度即将改变,但是要改变选举文化显然还要很长的时间。     

组合竞选制与腾云村村委会选举

1989年,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采用组合竞选制选举村委会主任,打破了上级提名、村民举手通过的形式,实现了腾云村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民主政治。20年间,腾云村共历经七届村委会,其中五届采取的是组合竞选制模式产生的领导班子。然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的是"海选"模式。组合竞选制在经过几次实践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全面推广,与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有关。     

试论选举权实现的保障机制

本文以若干地方选举案为视点 ,对我国选举制度中公民选举权的实现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 ,当前贿选现象的频繁发生 ,暴露了选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其中选举权的行使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为了确保公民选举权得到完整的落实 ,必须明确选举权的实现过程 ,重新审视选举权的内涵和外延 ,重视选举权行使的制约因素 ,加强选举的制度建设     

民主选举方式的伦理价值新探

投票选举,就其自身来说,符合按照德才分配政治职务的原则,因而是善的;但就其结果来说,却使被选举权为精英垄断,赋予官吏和政治权力以极大的重要性,最终难免精英篡夺最高权力,使“选举”成为“选主”,因而罪莫大焉。因此,投票选举“自身善”与“结果恶”的净余额是极大的恶,属于纯粹恶范畴,是不应该的、恶的和具有负价值的民主选举方式。相反,抽签选举,就其自身来说,违背按照德才分配政治职务的原则,因而是恶;但就其结果来说,不但保障了每个人都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还具有破除精英垄断政权、扼杀专制者于摇篮和降低官吏的价值,因而善莫大焉。因此,抽签选举“自身恶”与“结果善”的净余额是极大的善,属于必要恶范畴,是应该的、善的和具有正价值的民主选举方式。     

关于我国民主选举的一些思考

13亿人口及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多党竞争执政。我国应改等额选举为党组织最终决定侯选人的差额选举。这种选举办法就是把各级政府的一把手置于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双重有效选择和监督之下。类似的办法也应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这就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使我国人民拥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广泛、更实惠的民主选举权。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稳妥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不满的权力腐败问题就能基本解决。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论美国第三党竞选总统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在美国，第三党竞选总统失败的致命因素是维护两大党轮流执政传统的总统选举制度。它主要表现为：“单一代表选区多数票制”遏制了第三党势力的增强。“胜者得全票制”从选票计算方面抵消了第三党的努力。总统候选人列名选票法为第三党候选人规定了各种列名选票的苛刻条件，蓄意将其挤出竟选活动。竞选经费法枯竭了第三党的财源，使其无力扩大政治影响而最终丧失获胜的机会。     

试论直接选举的理念意义与作用规律

基于中外学术界对于直接选举问题少有专门的研究 ,而该项研究又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更是如此 ) ,故文章试图着力探讨民意代表 (特别是高层民意代表 )直接选举制的理念意义和实际作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