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失声:浪漫主义时期英国女性创作的双重困境

浪漫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一部分女性也参与到文学创作活动中来,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文学格局有所改观。尽管女性并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体,但是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反映出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值得关注。由于存在社会身份和话语表达的差别,女性文学作品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     

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的生成

本文旨在探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在国内外思想,特别是卢梭的“自然权利理论”、法国的“女权宣言”、希佩尔的“男女平等”、洪堡的“两性同体”的催生和孕育下,生成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文学观,这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女性文学的创作观念和发展方向。     

性意识与女性阴柔美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重要的美学范畴,阴柔美呈现出和阳刚美典型不同的风格.阴柔美的形成不仅和父权制文化、道家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更和女性的性意识有着更为内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建于性意识之上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才表现出不同于男性的阴柔美.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中的骑士形象的叙事功能

立足于叙事技巧与表现手法等视角,从类型对立与复调结构,“缺席”骑士的叙事功能、距离美感与移情效果,历险与突转,面具与夸饰等形象建构方式分析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中骑士形象的叙事功能。     

转型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自我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期内,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话语系统得以建立、发展和演变:一是愈来愈多转型期女作家在表现女性自我时,都倾向于对女性力比多本能结构的探究,致使女性自我意识与女性身体行为日益趋于同构。二是针对男权中心主义,转型期女作家们采取了多种的叙述形态,自觉地参与了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三是转型期女作家一方面大胆地拆解传统的母亲神话与恋母情结;另一方面,却真诚地颂扬母性和母爱,竭诚使女性自我由母性之根出发,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四是女作家着意于对女性自我存在的探究,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个性化特征的鲜明性。此外,尽管转型期女性自我开放而多元,但女性自我对独立、尊严、自由和爱的追求和探索却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对浪漫主义思潮的一种解读

浪漫主义通过在认识论层面把行动的“我”由启蒙的“不在场”状态移至原点地位,从而把自我概念从启蒙的既定存在转化为活生生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意志创造活动。以此为出发点,浪漫主义认为政治价值来源于自我的创造,而非启蒙思想设想的由共同人性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由此带来全新的、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关于政治价值性质的观念:把人联结为政治共同体的是情感,而非理性;以内省的政治价值标准反抗外部有效性的政治价值标准;以多元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主张反对启蒙的价值和谐理想。     

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疾病主题的表现

文学与疾病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如果从性别差异出发,我们会发现女性作家作品中的疾病主题与男作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与患者的角色、自我意识发生关系。在女作家笔下,女性的疾病成了受害的隐喻,女性的疾病与女性的角色冲突、与女性性别紧密联系了起来。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疾病主题的表现则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理疾病方面,病妇形象更多地患有生理意义上的疾病,遭受着身体病痛的折磨。在这些作品中,疾病变成了一个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思考生存方式的隐喻。     

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

西方浪漫主义原本就是跨学科、多向度的复杂的构成体,它在中国文艺界的接受过程中也必然分化为多种表现形态.主要呈示为以下四种范式: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武的哲学浪漫主义;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以1930年之后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学表现

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与众不同,源自其独特的阅人观物方式:她喜欢在大的背景中安置普通人物,以小见大,在俗趣中发现本真。这种阅人观物的方式表现于其散文随笔,见解独到,而且涉笔成趣;表现于其小说人物,则常中见奇,奇中蕴常。女性生活及其命运一直是张爱玲关心、关注的主体。以此方式体察女性,则在被传统男性话语简单类型化的各类女性中翻出了新意,还原了被忽视的自我和被遮蔽的生命本真。张爱玲从中学时代发表小说《霸王别姬》中"姬别霸王"女性意识初现,到抗战胜利后为其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写的"题记",其中对"好太太"各种不近人情的克己之价值质疑,再到1956年身在美国发表的《五四遗事》中对五四青年爱情婚姻出现"三美团圆"的荒唐呈现,她一直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和丰富着她对女性的思考。而1940年代代表其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流言》和《传奇》,更是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论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

通过考察变态心理在女性创作中的表现,发现无论弑父、自恋还是同性恋都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和抗拒。由于女性作家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书写的权利,当她们用文学来反观自身时,更容易通过变态心理的揭示,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话语方式予以反抗,因而,女性创作中充斥着大量恋父—弑父情结、自恋—同性之恋等深层心理经验,形成独特的潜意识的书写模式,这为研究者观察女性文本、触摸女性思维提供了独特视觉。     

贫困的女性和女性的贫困——以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贫困女性为分析对象

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劳动女性形象大都比较贫困,可以把她们分成女户主、受性别歧视的女性和改革中受损害的女性.除了女户主家庭、性别歧视造成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更折射出建国以来妇女解放的内在缺陷.要改变底层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风貌,既要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用合适的政策时妇女进行扶植,也要在妇女解放思想上进行变革.     

审美经验中的“以香为美”——嗅觉美初探

西方传统美学理论对嗅觉美持否定态度,然而,以怡人的芳香为美的审美经验却大量存在于东西方人的审美实践中,并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印度佛经相关理论及西方当代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审美实践表明,美是有价值的愉快对象,有价值的嗅觉对象同样被人类视为美。中国、印度和西方以香为美的实践和学说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嗅觉美与味觉美的紧密联系。而嗅觉美的典型表现形态——自然花香之美与人造香水之美在人类审美感受和创造活动中的大量存在,也为嗅觉美回归美学研究园地提供了鲜活例证。     

反讽与复归:浪漫主义诗歌在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作用

马克思早期创作的诗歌在马克思思想演进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的诗歌,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德国浪漫主义的继承和改造。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诗歌在"反讽"修辞和"复归"情结等方面影响了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马克思在接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同时,又以扬弃的态度超越了浪漫主义,从而克服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民俗视野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以女性禁忌民俗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提出,女性民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许多的女性禁忌民俗逐渐走向消亡.在这一背景下,破除禁忌后的女性民俗从叙述和表达女性那份独有的经验和欲望出发,有可能构筑起体现女性生命之美的新的文化空间.但是女性在面对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带来的矛盾与困扰时,又不经意地落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裂谷之中而备受煎熬.因而,当代女性正经历着一种实质性的尴尬,女性生存依然面临困境,建构女性生命之美任重而道远.     

寻根问祖: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之哲学回望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底色是由儒、道二家共同描绘的,只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是一明一暗、一显一隐。本文旨在从"显在"层面(道家思想)和"隐潜"层面(儒家思想)两个维度,探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在儒、道二家合理化张力裹挟之下的一种学理上的必然,展现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历史境遇。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家庭意象

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她们最初将家庭作为预设的反抗对象,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着自我觉醒后的恐慌,经过迷茫和困窘之后,又探索着回归家庭,但无论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的诉说,还是冰心式的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的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都无法真正实现.     

女性疾病与隐喻 ——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三部短篇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对女性疾病的想象,因其往往被用作道德修辞或文化修辞而成为隐喻式写作。对女性病者的病因、病灶、病相给出文化诊断和人性治疗,不仅可以探究女性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部分真相,而且可以窥测和揭示女性文学某些重要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阿毛姑娘》、《小城三月》和《花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文本,提供了关于女性疾病与隐喻的丰富想象。     

女性身份的复义表达:论中西文学中的女红书写

女性主义学者将家庭空间内部的女红活动,简单解读为女性被边缘化的表现,这一论断掩盖了女红与女性身份问题的复杂性。从比较文化的视角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女红对于女性身份具有相似的意义系统:女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行为,也是建构女性性别内涵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当女红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东西方文学却呈现明显差异:西方文学多以女红书写反抗,而中国文学则以此表达贞顺。这种差异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许多关键问题诸如空间概念、家国政治上的差异,同时也可看出,西方哲学多强调天人之分、二元对立,而东方哲学更重视阴阳和合、万物一齐。     

论苏曼殊创作中的“浪漫主义”表现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最初源于18世纪末的德国,它的发生、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于清末民初时期传入中国。苏曼殊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发生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自叙传特征,一个是抒情主体的自我确立,第三个则是其文本中所蕴含的革命色彩。这也体现了其时中国近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特殊性。多声部的"浪漫主义"不仅存在国别史的差异,更呈现出类型学的演变趋势,同时,与西方"浪漫主义"比较,其中还存在时间上的错位。这是我们研究苏曼殊的"浪漫主义"乃至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都不应忽视的问题。     

甲骨文“美”的解说与女性作为美之象征

殷商时期,女性已经开始更多地与美联系在一起。透过甲骨文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已经开始在文化理性层面成为美的象征,成为被男性欣赏的审美对象。殷商时期的女性审美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审美,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审美,人们开始对女性的道德价值进行美学上的审视。并且殷商时期的女性审美意识已经开始走向内敛,走向一种封闭的美感,它不仅和善联系在一起,更开始与恶联系在一起,女性审美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