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物色”描写的演进与三种写景风格的形成

《昭明文选》所收的赋有“物色类”,录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无正色,然亦有声”。看来“物色类”的作品,均以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物色”描写,不是为了交待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环境、渲染烘托气氛而存在的辅助部分,乃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传世的古代作品中很多属“物色”一类,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此类辞赋诗文的     

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

用现代观点诠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不同意认为《物色》篇位置排列“有误”的观点,认为目前的《物色》篇的位置暗含了社会与自然并列的思想。《物色》篇提出的“阴阳惨舒”说揭示了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和“物我交感”,也说明了自然景物是文学本原之一。本文认为“阴阳惨舒”说、“联类不穷”说和“情往似赠”说等三说,可以看成中国古代“绿色”文论的起点。     

《文心雕龙·物色篇》心物交融说浅释

理论是实践的自觉,经验的升华。晋宋以降,山水诗日盛,缘情体物之志日多。刘勰《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优美的自然景色,成了诗人们注意和描写的对象。创作实践要求理论给以总结和指导,所以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系,便成了当时文艺理论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同时代的萧子显《自序》云:“若乃登高极目,临水     

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文心雕龙》“心”解

《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最系统完备的文学理论专著,刘勰以“文心”名题,并释曰:“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誉人则“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并曰:“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吐露出对“心”的深爱之情。作者在《序志》篇的“赞”中写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     

弘扬"天人合一"思想构建和谐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天”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规律。“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自然理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乾卦·文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四时的运行和是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     

《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

文章家常以庄,列并称,今传《列子》虽或出于晋人张湛的搜集整理,然其文章之美已是世人所公认的了。钱钟书以为:“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尔。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他从文学史     

汉语语法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例句——论“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的语法和语义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事中有一段文字是: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对其中的“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一句,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无注,唐孔颖达等人的《春秋左传正义》亦无疏证。今人的各种选注本或译文,对此理解上并不完全一致王伯祥先生的《春秋左传读本》为此句作注说:为曹所得之晋死人皆棺敛其尸而出     

物色：情性本体

《文心雕龙·物色》篇论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情景关系问题，由此出发细究之，则该文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情性本体论的文化品质。本文试图从《物色》篇论述的情景关系问题出发，分析在情景关系中反映出的人与物，即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双向式审美交流活动过程，从而论证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情性本体论之文化品质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江山之助”

地理环境、生态景观对文学艺术的制约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艺家、批评家经常讨论的课题之一。“江山之助”便是古人对自然与人、文关系深入思考的理论结晶。 作为一个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江山之助”一语由刘勰铸成,《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自此以后,历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乐论、画论等等,对     

“君子之过”小议

初中语文第六册《太阳的光辉》一文引《论语·子张》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亻币)之.”江苏人民出版社《初中语文学习手册》解释:“过,名词,过错.”这是可研究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这是一个比喻句.句中比喻词“如”把本体“君子之过”和喻体“日月之食”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君子之过”与“日月之食”之间存在着可比性,喻体“日月之食”意即“日月被蚀”,陈述的是事;本体“君子之过”陈述的也应是事,意应为:“君子错”,或“君子有错误”,“君子犯错误”等.不难看出,这里的“过”具有“动词”的性质.     

《文心雕龙论丛》自序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最全面、系统性最强、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富有战斗意义的论文巨著.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诗话篇》中称它“体大而虑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自叙篇》里说它:“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若甘辛殊味,丹素异采,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这就是说《文心》的产生,是由于它当时时代社会的需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里也引述了《文心·原通篇》和《辨骚篇》中的话,足见鲁迅对此书的重视.《文心》的杰出文艺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古今同形异义词语例释(二)

〔从而〕今用在因果复句的正句里,引出结果或目的。连词。古指跟从(他)。而,连词,不译。《师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众人〕今指大家。古指一般人。《师说》:“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小学〕今指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古指小的方面学习了。《师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以上〕今表示位置、次序或数目等在某一点之上。方位名词。古指向上走。以,连词,不译。《游褒禅山记》:“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唐宋诗中红叶的审美意象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１］枫等树由绿呈红,引发了文人丰富的审美联想。“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２］古人对绿叶可谓嚼味深长,而当花草半凋,枫渐老时,红叶也积淀着不尽的情思。本文结合唐宋诗歌,对红叶的审美意象作简要分析。一、红叶与政治失意“悲哉秋之为气也”［３］。鸿雁南飞,西风肃杀,草木飘零,景色凄凉。古人大多遇秋成恨,悲秋之作不胜枚举。红叶也常和怀才不遇的愁思紧密相连。“黄尘满面人犹去,红叶无言秋又归。”这是宋朝诗人陈与义的七律诗作《以事走郊外示友》的颔联,既写人事,又绘景物。“黄尘满面”而…     

“深识鉴奥”——鉴赏主体的心理定势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意垂焉。”刘勰的这段精采的论述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优秀的作品含孕着深蕴和奥妙,就象兰花的幽香,就象美乐和佳肴一样,有今人留连忘返的艺术魅力;第二、登高望远,方有满目春色;作品的微妙魅人之处,只有深识之人才会发现、领略,所谓“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第三、要达到“鉴奥”而“欢然内怿”的境界并非容易,除了深刻的识见,还须“知音君子其意垂焉”,全身心地投入作品之中,反复“玩绎”,才能见其美妙。     

从“结言端直”释“骨”字

对《文心雕龙》“风骨”之义的解释历来意见分歧.而对“骨”字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同志甚至征引汉魏以来的观人法、画法、书法、力图说明“骨”的含义.虽然这有助于开拓思路,但这毕竟是旁证,不是刘勰自己的观点.刘勰创造性地把“风骨”这一原有的概念用于文学理论,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用意的.所以,我们应该主要从《文心雕龙》,尤其是《风骨》篇中刘勰本人对“骨”的说明来寻求正确的答案,否则就难免出现象黄侃所批评的“言之愈高,即之愈渺”(《文心雕龙札记》)的弊病.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魏晋诗人四议

一、丕、植之优劣曹丕和曹植的优劣问题,指两人文学作品质量的优劣和人品的高下之比较,由来已是很久了。自古迄今,有影响的批评者约三家,即刘勰、王夫之和郭沫若,其他如徐祯卿、王世贞、贺贻孙等等,虽时有抑扬,但浮光掠影,影响不大。关于两人的人品高下姑不论,就文学作品而言,我以为还是刘勰抓住了某些要害。《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