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悲剧美学理论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贯穿于黑格尔关于悲剧根源、悲剧发展、悲剧结局的悲剧美学理论的始终,是其“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本质理论的具体化与特殊化。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论鲁迅小说的悲剧美

读鲁迅的小说,我们的确常有“重压之感”。这种“重压”,来自作品那深重的悲哀,深广的悲愤,是鲁迅小说的悲剧美所引起的情感效应。悲剧美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美。鲁迅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和概括:“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里所谓“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涵盖甚广;但从鲁迅小说所描写的悲剧事件和悲剧人物来看,它主要是指人的生存价值:“毁灭给人看”,即是描写人的生存价值的被粗暴否定。因此,鲁迅小说的悲剧其悲剧本质只能是:“历史     

根并荷花一茎香——香菱形象及艺术内涵浅析

“根并荷花一茎香”是香菱形象的真实写照。香菱对自己名字的诗意叙述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香菱的诗意化形象及其丰富的艺术内涵，而且为我们预设了一个欣赏文本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正是通向审美彼岸的一个桥梁。本文试从一定的审美境界下，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从而整体上把握香菱形象及艺术内涵。     

悲剧的审美特性

悲剧的本质,就是美。悲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美。我们考察悲剧的本质,应该按照马克思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思维的方法,以美的本质为起点,进而考察美如何展现为悲剧,悲剧如何体现着美,从而认识悲剧的审美特性。 美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包含着有意识性及自我意识性,追求自由的能动性、改造客观的实践性、以及存在方式上的合群性及个体性等具体规定。人的本质力量是从古今中外一切人身上抽象出来的一种最基本的自然属性,(据朱光潜先生考证,这里的“本质”一词在德文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马克思说:”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香菱学诗”的教学意义

《试论“香菱学诗”的教学意义》一文认为,《红楼梦》第48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香菱学诗一节是一篇用艺术手法写出的绝好的“教学论”,它把语文的教学过程、教学环节说到家了。文章详细叙述香菱学诗,黛玉好为人师的整个过程,并作了精到的评析。文章说,“香     

苍凉美之思

苍凉美是一种沉郁静远的悲情美。在文本意蕴层面上,“苍凉美”指荒芜悲凉的美、苍茫凄凉的美、凄惨悲情的美以及苍老朴素的美。在范畴的层面上,“苍凉美”内蕴诸多意味,即“悲剧”沉郁意识、“悲·险”忧患意识、“悲情”生命意识、“残缺”伤怀意识。苍凉之关,是沉郁之美,悲怆之美,悲情之美,残缺之美。     

回归浑沌：“钗黛合一”的另一种可能——香菱形象的深层内涵兼论湘云

香菱是《红楼梦》极尽笔墨刻画出的重要女性之一，但其在小说整体结构中的地位一直以来却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我们将从分析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反映的人物关系入手，以秦可卿为介入点，重新梳理香菱与钗黛的关系，并最终得出结论：香菱与秦可卿分别代表了“钗黛合一”的一个极点、一种可能。如果说秦可卿预示了“钗黛合一”的社会化归宿，香菱则将之导向自然化的极致，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借用道家的思想来说就是回归浑沌。香菱的不幸遭际凸现出曹雪芹对道家返璞归真理想的反思和否定。而湘云与香菱这两个同被称为“呆”“憨”的人在精神上以及作者赋予她们的形象内涵上的关联及差异亦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刍议《红楼梦》的悲剧与香菱的关系

《红楼梦》一书的悲剧性在于剧中人物的关系和位置不得不如此而形成的悲剧,作者曹雪芹在创作香菱形象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并有意将香菱塑造成十二钗的综合体,从而通过香菱的身上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女子命运的深刻思考。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德才观传承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焕然一新的女性公共空间，它打破了“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格局，为女性才智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然而检视教科书文本却不难发现，在“女德”和“女才”的关系问题上，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它们认同“道德优先于才学”。它们嘲笑传统社会的“女子才学”行为，追求传统女性读本所倡导的道德和实用原则，它们塑造的两类新形象——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均是“女德”的新型政治形式。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     

论德国宪法学中的“客观价值秩序”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是德国当代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以德国基本法中“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原则为基础，拓展了基本权利的功能；同时将人民主权等原则转化为国家机构的具体义务；并且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有机联系起来。该理论是战后德国宪法学在价值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受到批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既要防范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同时又促使国家履行其作为义务。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山西襄陵方言的亲属称谓语

襄陵话俗称红卫话,属于中原官话汾河片平阳小片,其亲属称谓语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而独具特色。襄陵农村家庭中祖孙三代人由于价值观等原因在亲属称谓语的使用和亲属称谓的语音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异。运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以襄陵话的亲属称谓为主要研究对象,整理出了襄陵音系。采用矩阵的形式对襄陵亲属称谓语进行了概括和语义描述。最后文章提出了进一步研究襄陵方言的设想。     

毛泽东传播思想的“强大效果”理论

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宣传有着密切关系。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革命宣传的方针和政策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其观点和指导方法实际上与大众传播的＂强大效果＂理论十分吻合。毛泽东本人所秉持的大众传播＂强大效果＂观和他提出的一系列指导革命传播的方针,成为促使中国革命传播取得强大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一中国革命传播的史实,为大众传播＂强大效果＂理论提供了最好的思路与模式。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论城市形象表述词与旅游地形象主题词的关系——兼说广州旅游地形象主题词

城市形象表述词与城市旅游地形象主题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更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主要表现为出现时期不一样、定位角度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定位目标不一样、表述艺术不一样。根据这些区别原则，在广州城市形象表述词已经确定后，可以构建广州旅游地形象主题词为“岭南古韵，千年商都，关食天堂，潮流广州”。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