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考

社会救助制度是人类为因应贫困风险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社会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我们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着眼于社会救助程序、管理体制和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植源于两种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种力量相互扭合,造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在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代表性的新趋势,这些新趋势既是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的表现和结果,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     

浅析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教育价值嬗变

教育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受政治、经济、信息、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人们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开始嬗变;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教育价值嬗变--从"功用性"到"意义性"成为一种必然.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价值嬗变对教育自身完整、教育中的人之完善及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社会转型的实质与当代中国视野

"社会转型"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从本质上看,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变动,其特征主要通过整体性、异质性、重叠性与形式性等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中。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历史与现实等因素影响,造就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在所处历史方位、驱动机制、策略方针、主要内容、路径取向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     

社会信用:需求、供给与消耗的规律

社会信用已经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信用的内涵是社会行为活动沿时间轴变化的规则。容纳社会信用的形态是社会契约 ,而残缺契约造成的信用资源流失 ,是其供给不足在微观社会层面的重要原因。社会转型的两种状态 ,决定了社会信用的需求结构。社会信用的供求矛盾往往是结构性的失衡     

有效需求视角下的农民“信息贫困”问题

"信息贫困"问题是制约农民享受现代化"红利"的重要障碍。从需求的视角来看,农民的信息需求有着层次性(包含多维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当前农民的信息需求可以从生产、生计和生活三个维度进行呈现,但呈现出的"信息贫困"是农民传统的信息进路与现代信息接受能力之间的张力作用的结果。在农民来说,信息是工具,关键在于有效,在于能够满足生产、生计和生活需要。由此,化解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提升农民的信息能力主要在于信息有效性的改善,而这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和农民自身三个层面的分别着力和共同努力。     

论党的历代领导人统筹城乡发展逻辑思路之进程

城乡二元空间分割的社会结构正逐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瓶颈,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可持续推进和"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内在阻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是全球化进程中诸多难题难以有效解决的关键所在.党的历代领导人对统筹城乡都有过细致思考,其统筹思路的逻辑进程是一脉相承基础上的继承与深化.     

全面性表现、结构性成因与对策性建议--当代中国农民弱势地位问题研究

本文以“全面性弱势”来描述农民弱势地位的表现状况,指出他们的弱势地位绝非仅限于经济上的贫困,而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结构性缺席”、公民权利的缺失、发展机会的匮乏和文化贫困等;以“结构性弱势”来概括农民弱势地位的成因,并结合建国后的现代化历程分析了这种弱势地位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消除农民的弱势地位,从长远来看,其根本保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近期来看,其现实选择是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消除。     

何为“社会转型”——基于关键词搜索的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探索何为"社会转型"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集中概括,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目前对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探讨和分析框架上,而映现对象关系的"社会转型"意蕴和作为研究背景的"社会转型"时段是研究成果中需引起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剖析社会转型,重视现有理论成果,避免对社会转型这一关键词不加讨论地使用,将有助于审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三农制度变迁

转型时期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制度性贫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是造成农民制度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难题必须重视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全国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激励相容.现实的对策是采取有力措施壮大农民工的力量,改革传统的"三农"制度供给模式,扩大农民的消费者主权.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病”及共治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型。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如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恶化、贫困问题凸显、社会治安恶化、政治腐败加剧等。关键时刻,美国民间社会改革和政府调控双管齐下,遏制了"城市病"恶化的趋势。但由于政府调控力度不够,治理效果受到了影响。     

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化方式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从社会组织化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被组织化"的单位社会向"自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化方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单位社会,因单位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同质同构,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自下而上的纵向依附以及各类单位之间的横向分割避免了两种异质秩序的冲突,抑制了集体抗争的可能,从而使单位组织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总体秩序的"减压阀";在公民社会,由于与政权组织有着根本不同的生成及运作逻辑,加上在资源获取上的日益多元化、市场化,社会自组织成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组织的社会实体。这种独立性使得建立在社会组织基础上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与建构的政治秩序不会像单位时代那样自动对接,社会自组织既有可能是理性的合作者,也有可能是秩序的潜在挑战者。应对社会组织化方式变迁带来的秩序挑战,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从"统治"到"治理"的转换,把社会组织从管控的对象变成合作共治的伙伴。     

结构视角中的当代精英心态分析

精英阶层的社会心态是整体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形成了新兴的精英阶层。新兴的各个场域精英在结构性处境上有相似性,他们形成精英联盟,在社会心态上有共同性特征。他们依附于统治精英,既和统治精英权力共谋,形成利益集团,通过媒体话语权建构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又表现出脆弱性与不安全感的首鼠心态。虽然精英阶层的心态和他们的结构性处境相关,但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精英阶层需有精英意识,承担起精英的社会责任,建设积极良好的社会心态,能够被期待主导这个时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