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

北宋时期 ,王安石在推行诸项“新法”政策的同时 ,在治边方面也提出了不少具有创见性的理论 ,并引导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与边区民族的关系问题 ,是宋代治边的主要问题 ,本文从宋辽边境“两属”地的争执、边区蕃汉土地的典买、边区民兵的组织以及边区开拓四个方面 ,论述王安石在周边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平等立场、开放思想和采取的一些改革政策 ,分析其在民族问题的处理方面所表现出的积极、进步的一面     

明朝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及其历史影响

明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以“华夷无间”“因俗而治”为价值取向。本文梳理了明朝兴建学校,保证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国子监优待招录和保证应举中举等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指出其具有“教化”少数民族,稳定边疆和规范秩序,加速民族间的交融及增强国家认同等多重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中共“二大”到“九·一八”事变前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萌芽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形成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并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已成为推动我国民族工作不断前进的有力保障。     

论清代青海司法的“因俗而治”

清王朝为了维持青海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在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采取“因俗而治”,这种方针也贯彻到司法过程中.在“因俗而治”司法原则下,司法不是目的,稳定社会才是司法的真谛.清王朝在青海地区的司法,不在于如何运用司法权,而是通过司法权来维持社会和谐,试图一视同仁,却忽略一视同“人”的问题,其成败得失值得深思.     

浅论湖南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和卫所制度

<正> 一、唐宋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史学界一些学者认为:土司制度和卫所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道制”,“道”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汉,县邻夷名之日道。惟彼慈阳,逼近獠峒。屏翰靡固,踯躅何妨。”唐宋时期建立的羁縻州县制度可算土司制度的前延。“土司”一词最早见于《文献通考》记载的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王祖道的奏议。关于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作为制度滥觞于元代,而完善于明朝。永顺、保靖土司把其始祖追溯到五代溪州刺史彭士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土家族简史》明确指出:“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     

金代女真官制的演变道路

女真官制是金王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特有的政治制度,主要由金廷勃极烈制度和地方的猛安谋克制度构成。它产生于女真人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急剧转化时期,随着步入封建社会和官制的完全汉化最后走向消亡。我们从世袭制度、王廷机构的内部关系、王廷与地方的统属关系以及选官原则诸方面考察,可以看出金代官制大体经历了“诸部分治”和“宗室共治”这样颇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最终走向“皇权专制”。兹分述如下。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七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民族工作遭到全面破坏的时期.由于极“左”路线.民族政策破坏殆尽,民族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其教训是深刻的.     

从《岭外代答》所载对外贸易的繁荣看乾淳时期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透过周去非《岭外代答》可以体察到南宋时期广西对外贸易的繁荣。究其原因,则与周去非所处乾淳时期朝廷对海外贸易重视程度的提高以及对广西管理与开发程度加强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乾淳时期,宋孝宗调整了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兴盛。周去非将这一时期广西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记载在了其所著《岭外代答》中,体现了“乾淳之治”时代背景对地方笔记内容新变的影响。     

从先秦两汉的考古学文化探索古代岭南人的族系

古代的岭南,大致包括今广东、广西以及印度支那半岛这一区域。从战国以来,史家多将此地区泛称为“越”或“百越”地”,后世治越史者多据文献考证,沿袭史文记载,将岭南的古代居民一概视为越人。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及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认为先秦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明显地分为两大系统,它们应属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它们具体地表明了先秦两汉的岭南人,并非是清一色的越人。下面我们试将这两类不同内涵的考古学文化与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联系分析,探讨其归属。谬讹之处,恳请指正。     

清“康乾盛世”册封达赖与治藏的阶段性特点评述

清朝"康乾盛世"(康、雍、乾三帝)时期,清朝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推进对西藏的治理。清朝西藏政策经过了几个阶段性的调整、变化和发展过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清朝治藏文武兼备,厘订法规,其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政策,集中体现于册封达赖喇嘛的全过程。清朝治藏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的阶段性特点。     

为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努力——学习赵紫阳同志重要讲话

<正> 在今年四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上,赵紫阳同志作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点出发,阐述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论述了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更好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区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卷首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政策 ,彭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探讨了这一政策的内容及形成过程 ,并进行了评价。雷海的《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就“族群”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把族群当作文化承载单位 ,分享共同文化特质的做法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族群的社会特性 ,不能准确地定义某一个群体 ,从而造成这种群体概念的模糊不清 ,他建议通过准确描述和形容“民族”的办法 ,使国外学者清楚地理解中国的“民族” ,而不应强调与国际接轨而盲目使用“族群”概念 ,…     

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

明洪武朝对元代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多有借鉴 ,实施“因俗以治” ,册封藏传佛教各派势力 ,从而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洪武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对以后明永乐等朝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理论体系的形成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革命形势、任务的变化和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突破点,适时、灵活地更新或制定了一些切合当时政情、民情、国情实际的民族政策,初步形成了以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解放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理论体系.     

蒙古时期的国家制度变迁考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颁行蒙古民族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札撒》,确立各项国家制度,使蒙古社会进入更加有序治理时代。但是,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由于汗位继承矛盾和远征等问题,导致大蒙古国各项制度发生变迁,从国家制度到具体社会管理制度、驿站制度、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等都发生一定的变化,或被停滞,或得到进一步完善,或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在成吉思汗之后大蒙古国各时期国家制度的设置和调整中,不仅有游牧传统治理的因素,也有适应农耕社会的因素,还有针对中亚民族的政策,显然,大蒙古国时期蒙古人的国家治理政策注重制度治理,尤其是"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