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群体事件中舆情信息的汇集与分析

“舆情”为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这对研究突发性群体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舆情汇集工作,不仅要明确获取舆情的基本渠道,还要密切关注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舆情可能表现出的各种具体形态。在此基础上,采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对舆情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加工,以辅助相关决策工作。     

试论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变革与创新

正确认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既是破解国内政治舆论生态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群体事件舆情管理能力的根本基础。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仍然沿用着一种权力维稳的固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维权舆论表达诉求,致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走向对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舆情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科学认识和妥善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把舆情管理纳入法治轨道,这既是创新地方政府群体事件舆情管理理念的重要基点,也是提高地方政府舆情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公共突发性事件的管理机制研究

从公共突发性事件的内涵、特征入手,分析了我国政府管理公共突发性事件存在的问题,探索构建我国政府公共突发性事件管理的预防、应对处理机制,并提出了参考性建议.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试论低收入群体不良舆情的产生原因及其调适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分配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也出现了新的分化,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在动态中变化发展,并对社会稳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准确把握当前低收入群体舆情总体态势,深入分析部分低收入群体不良舆情的产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适和引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的机制研究

突发性环境事件对国家、社会及人民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如何消除灾害带来的后续影响,使其生态环境得以有效的恢复,是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突发性环境事件具有不可预知性、破坏性强、形式多样性、流动性,等特征.建立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机制应遵循谁污染,谁补偿、可持续发展、下列与公平兼顾、市场化、应争性的原则.建立突发性环境事件生态补偿机制应采取的对策有:界定补偿者和被补偿者;确立补偿标准;建立生态补偿资金;多样补偿方式;把一次性补偿和长期补偿相结合;解决跨界生态补偿问题鼓励公众参与;立法化.     

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三个“基本”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上,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都有必然性的因素。在不确定性中分析并把握确定性内容就是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核心内容。三个＂基本＂就是我们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因素。     

社会边缘人: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基于SS事件的分析

以SS事件为例,从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展示过程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前,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社会边缘人特征.社会边缘人的力量展示过程如下:以社会性纽带为组织后盾;通过有效动员向民众借力;寻求政治机会,使地方政府居于强者弱势地位;引领聚集者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社会边缘人是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其参与行动可解释为以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其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低,但其惊人的力量难以持久.     

“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逻辑及治理路径

“后真相”舆情事件是一种有目的地将情绪和主观价值取向嵌入现实热点事件进行信息再生产,并通过社会化媒体聚合和发酵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勃兴,中国社会民生和治理领域中的“后真相”舆情事件频发且极大地颠覆了大众的认知结构,消解了大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社会矛盾凸显、“注意力”资本运作、技术赋权是“后真相”舆情事件发酵和蔓延的三股推力,对此,只有构建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集聚空间和辐射效应,完善和优化信息传播机制,才能有效抑制“后真相”舆情事件的发生及蔓延。     

舆情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民谣

民谣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不仅用于褒奖善贤,而且用于贬斥奸邪。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言和政治主张。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重视舆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反映民心、民情、民意的民谣也特别的重视,因此,古人有审乐以知政的说法。民谣折射出百姓人心的向背,是社情民意的重要信号,同时也是一种良性的民怨宣泄途径,值得社会各界的重视。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大学生群体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分析

舆情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虽然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就形成社会认同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行为而言,舆情研究为了解社会成员思想状况进而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研究大学生群体舆情的发生及传播特点,能有效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结合起来,根据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倾向性思潮来从整体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并根据微观对象的情绪、言行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立体化格局。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地理空间与利益群体：论社区在我国的实践形态

我国的社区建设使得社区这一理论概念在政府的推动之下进入了实践状态。本文认为政府与学界对社区的地理要素和群体要素在理解上的不同意趣及其所产生的张力决定着社区在我国的实践形态，并一直影响着我国社区建设的进程；与此同时，两者的理解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社会转型期负利益群体与社会冲突问题研究

我国转型期产生的负利益群体,从本质上说就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关系失调导致的一些人很少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利益还受到了损害的群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调整是负利益群体问题日益凸显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这个问题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特殊性问题.尽管由于负利益群体的存在而产生的矛盾总体上属于根本利益一致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些矛盾如果激化,对社会正常秩序无疑有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对这部分人进行补偿,使之和其他群体一样能够平等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是政府和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全媒体时代下京华与农夫之争的舆情分析

《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围绕水标准问题引发了持续的论争,也对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疑惑与不解。本文试就该事件展开舆情分析,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之进行关注度分析和内容走向分析,并作出相关的点评与反思,以期帮助广大读者和消费者认识京华与农夫之争。     

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舆情传播及应对——以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为例

本文以政务微博语境下突发事件舆情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的舆情传播态势、特点以及政务微博在整个事件中的传播作用的分析,探讨了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在舆情传播过程中的应对策略。     

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     

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本文基于SS事件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微观层面考察参与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其逻辑演进,剖析利益与价值因素的交替主导效应,进而解释聚集者何时、因何、如何参与和退出集体行动,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学者的观察。本文的结论主要有：直接利益受损者行动目标由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的转变,为聚集者提供了参与契机;价值因素是聚集者参与集体行为的核心动力;直接利益受损者在面对社会价值诉求与个体自身利益选择时,后者的作用凸显,聚集者也随之选择退出,集体行动终结;当前,“价值-利益回归效应”在处理由偶然事件引发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具有有效性,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并不完全与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