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互文观念视阈下的文学经典文本解读

互文观念是西方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文学文本释义理念,它十分关注文本解读过程中,当前文本与先前文本、历史文本及历史文化记忆的多重关联,在比较中凸显当前文学文本的文化蕴意。中国古代也有"互文"思想,但主要是一种文学创作修辞技巧和文本释义句法理论。囊括中西学术思想的新型互文理论对于阐释文学经典文本的语言美和多重文化意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当下中国电影的改编问题与文化竞争力——兼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改编不仅是一种最能体现文学与其他艺术关联互动的创作方式,也是最能体现思想文化艺术等综合实力的文本。现实表明,当下中国电影改编虽然数量众多,但实际上与文学的关系是疏远的,更多的是从产业生产与市场消费的角度,处理与文学等其他艺术的关系。这意味电影一方面难以从自身的角度,深入"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提炼属于自身媒介的内容观点,另一方面,也拒绝了文学在叙事与思想上的支持,陷入自我中心但同时也是自我孤立的困境。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缺乏文化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城市"话语.这种反城市话语与传统儒家的反城市话语有承袭的关系;也和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反文明、反科技话语有密切关联;还归因于政治话语中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及民粹主义思潮.     

类型与指向:新文学大众化分析

大众作为一种激进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得到重视。他们是激进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大众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也掀起了文学大众化运动 ,以期为社会革命服务。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学大众化 ,即情感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和思想大众化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人生派、艺术派的“转向”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

“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变革,新文学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如此彻底和坚决的否定,使其超越了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所能企及的最高极限。“五四”新文学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充满民族觉醒的自觉精神,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选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1917年中国文学思想史论--胡适与陈独秀文学思想之比较

1917年中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适发"文学革命"之先声,陈独秀成为"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主将.两者虽同样倡导文学革命,但其文学思想倾向不尽相同.胡适更侧重于包括语言在内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超政治的文学观念,主张"中国文艺复兴",对传统文化有着较清醒的判断;陈独秀则将文学形式和题材内容必然地联系起来,并将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逻辑地联系一起,主张与旧文化从根本上决裂.     

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偏颇。     

回归历史本位，重审文学危机

文学危机成为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文学的衰落有着更深的内在机制。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狭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精神在大众文化的解构策略下出现了危机,而文学精神的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息息相关,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文学观念的变革与“纯”文学史的兴起──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编写

“五四”前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大的变革，这给当　时文学史的编写带来深刻影响。传统文学观念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大都非常博杂，近似国学　史。而二三十年代编写的文学史多持“纯文学”的观念，集中于真正的文学作品上，更能显　示文学的艺术特性，是很大的进步。但是矫枉过正，也存在着论述范围过狭的弊端。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很有影响和特色的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面貌的一个新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文通过题材的创新与深度、反思和表达的情感重心、现实创作观与浓郁文学色彩的并行等三个方面,对《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重新进行了解读。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