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及实施效果分析

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消除农村能源贫困、保护生态环境,替代化石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和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增加能源供应的重要途径。中国制定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且采取了施行优惠电价、减免税、贷款贴息、财政补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等经济激励措施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尽管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存在实际利用不充分、利益相关者的损失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项目建设规模偏大、生产成本偏高、国有企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但迅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为中国消除农村能源贫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为大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可再生能源发挥的作用有限。     

中国农村能源贫困现状与问题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地区能源贫困问题有所缓解,但总体看来仍然很严重。农村能源贫困还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东北地区农村住户使用柴草作为炊事能源的比例最高,中西部地区其次,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最低。能源贫困与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户籍等因素密切相关。贫困村、少数民族聚集村、老区和边区的能源贫困问题较之其他地区也更有可能使用低效的传统生物质能源。能源贫困还与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有关,随着农村能源贫困问题的缓解我国农村居民因呼吸系统造成死亡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全国4省409户农户连续两期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方法,对中国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等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仍以秸秆和薪柴等传统能源为主,但其消费量和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2012年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55%。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显著。     

中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与发展对策探究

根据农业部对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的统计,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从过去主要依靠薪柴、煤炭、小水电传统能源转变为依靠可再生生物能源、沼气、水电、太阳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局面,农村经济得到发展,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进而探讨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对策,促进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农户驱动力实证分析

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实现国家减排承诺,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分析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基础上,访谈收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响应信息,构建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驱动力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法,计算不同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激励政策是驱动农户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因素,依据分析结果,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推广应用提出优化建议。     

中国区域能源贫困综合评价

中国居民部门存在的能源贫困现象可能会成为改善民生的阻碍,对能源贫困的综合测度及评估分析是认清中国当前能源贫困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制定缓解能源贫困政策的前提。在理清中国能源贫困概念和国际能源贫困评估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四维度中国区域能源贫困评估指标体系,用以评估中国区域能源贫困现状及变化趋势。研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00—2011年间中国整体能源贫困状况呈自然减缓趋势,但能源贫困问题未来持续大幅减缓还需要依赖政府的重视和专项应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国区域间能源贫困状态及其减缓速度很不一致,在制定全国能源贫困减缓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抓住导致不同地区能源贫困的主要矛盾;能源贫困在中国的区域分布情况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情况并不一致,减缓能源贫困政策实施对象选择和区域投入比例的确定,应区别于其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基础建设、改善民生的相关政策。     

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研究

面对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能源市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的趋同化,为我国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奠定了现实基础。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融合度还会增加,政治化趋势越发明显。我国要通过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将绿色低碳作为制定能源法律及政策的价值追求、引进市场调控机制、引入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体系。     

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1303户农村家庭调查为例

基于1 303户农户调查数据,比较陕西不同地区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对影响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受地理特征和资源禀赋影响,陕西省3个地区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陕南农户倾向使用柴薪秸秆,陕北农户倾向使用煤炭,关中农户使用电的比例较高。农户使用沼气和太阳能比例偏低。农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中打工人数比例的增加、低碳意识的增强都使农户更多的选择商品性能源,同时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政府推广对扩大清洁能源使用起到重要作用。建议政府应加大低碳宣传,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制定能源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这一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促进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结合《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阐述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及证书的创制、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制度,着重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实有必要推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西部荒漠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荒漠地区933户农村家庭为例

能源匮乏和生态破坏的矛盾在西部荒漠地区日益严重,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植被过度利用,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利用河西走廊荒漠地区11个县38个社区933份有效农户问卷,通过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活能源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传统能源向商品能源转换;(2)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传统能源成本增加,商品能源消费增加;(3)房屋结构的现代化促进能源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4)生态保护意识、交通通达性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农户降低薪柴的消费,促进农村能源结构升级。     

新农村建设中能源贫困的制度困境与对策

我国农村能源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我国现有的农村能源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国性农村能源专门法律;制度粗糙,配套措施不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制度不规范;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不足等。通过综合考察分析国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农村能源法律制度建设的相关经验,在探索全国性的农村能源专门立法、理顺农村能源管理制度、加强农村新能源经济激励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由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用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才可以得到推广。我国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不足,二是政府干预过度。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应从规划、融资、税收和价格等方面入手,以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支持。     

农村生活用能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农村生活用能与健康、贫困、室内空气污染密不可分,但是深入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还很匮乏。利用“农户用能及福祉”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结合中国农村现状对城镇化中农村生活用能与老年人健康风险及“贫困陷阱”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清洁燃料组合用能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正向关系,而使用“清洁+固体”燃料组合用能则与其健康自评呈显著负向关系;老年人使用不同组合用能与其呼吸系统慢性病呈显著负向关系;研究反映出清洁燃料能够改善其主观健康,而固体燃料则损害其主观健康以及引起损害或恶化其客观健康;并且农村老年人或许会陷入因能源或经济的贫困选择使用固体燃料,致病、致贫或返贫,继续使用固体燃料的“贫困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中。因此,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需要政府和农民全面实施用能转型、健康农村建设的协调创新。     

中央将投八千多亿建脱贫路

\t 目的/意义\t 西部山区农村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点区域,而交通扶贫则是推进该区域战略的重要角色。尽管交通运输能够极大促进农村劳动力、农产品和其他农村经济文化资源等的区域流动,是我国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基础,但西部山区的农村公共客运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其班车运营亏损大、群众出行耗时高、工业品下乡难、农产品进城成本高等问题仍然是农村实现交通扶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t \t 设计/方法\t 基于文献分析、实地调查和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并以雷山县“通村村”平台为案例,提出西部山区农村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交通信息化建设、推出农村线下服务点和多维度保障农村交通安全的相关措施建议。\t \t 结论/发现\t 期望智慧交通模式能为我国西部山区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重要思路。\t      

“三农”问题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厘定

"三农"问题形势严峻,表现为经济贫穷、社会事业滞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等,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也导致了效率损失.在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角色错位、政府管制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管制过度与管制失效并存、管制成本过高等因素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使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西部地区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状况,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通过对贵州省情况的分析,表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农村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的不足是导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改变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根本对策在于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政府减贫的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及政策优化

对于推动我国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至关重要,政府减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主体决策。分别构建政府、企业、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协同系统发展参与主体均衡策略选择,分析政府减贫策略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演化博弈稳定性,通过收益矩阵分析得出均衡策略和稳定性因素。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策略选择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政府积极推进策略有利于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合作演化;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减贫策略决策、投入成本对系统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政府“减贫”、农村电商“线上协同”、农村物流“线下协同”是现阶段政府减贫下农村电商与农村物流协同发展最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