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及创作

胡适在批判我国古代传记的缺点和吸收西方现代传记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传记文学思想。他是我国最早提出和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人,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末一直都在提倡传记文学,并以创建传记文学理论和努力创作两方面的实绩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

在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是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14年9月，胡适在日记中，就传记文学的体例、特点诸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传记对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的疏离，而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从此，现代传记创作开始纳入到文学的范畴里来。在西方国家，社会名流撰写自传或回忆录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自传早已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极为发达的门类。但在中国，除一些以述志抒怀为主的短篇古代自传，却一直少人问津。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大解放，自传便成了知识分子表现自我…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概论

论述中国传记文学2000多年来的悠久历史、巨大成就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作品。以时间为经,分五个时段,系统全面、精当而扼要地论述了中国传记文学以《史记》为代表的辉煌开端,杂传的兴起及其成就,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嬗变,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当代传记文学的马鞍型发展。总结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40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取得标志性的巨大进展,主要研究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代传记理论体系的推进和传记诗学的构建;第二,传记文学史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取得大规模的丰收效益;第三,传记文学批评多层面、多方法展开,专题研究著作蔚为大观;第四,外国传记文学研究全方位推进,翻译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传记文学研究成就显著,但也不应无视它还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加以改进完善。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研究

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画家传记创作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繁荣的表现是传记作者队伍壮大,作品数量繁多,出现一人多传的现象。     

媚俗化与传统背叛——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误区

书刊商业化推动了传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使许多传记作品存在着粗制滥造的现象。当前的一些传记文学作品选材上以丑陋为美,迎合某些人追求刺激的心理。创作上采用虚构和堆砌的方法,背叛了传记文学的传统创作原则。叙事模式的单调,影响了传记文学的艺术质量。传记文学要发展,必须走出这些创作的误区。     

论巴金的传记文学创作

巴金的传记文学接受、翻译和创作到目前为止还没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实际上,巴金的觉醒和巴金文学的诞生都离不开传记文学作品的滋养,他的革命家传记是以人格为中心的英雄叙事,他的自传则是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个人叙事。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兴起的历史中,巴金的翻译和创作必将留下多彩的一笔。     

百年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百年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研究时间的阶段性、研究方向的集中性,研究成果的零碎性。20世纪初至1949年前是现代传记理论兴起时期。建国后至1978年是传记理论停滞时期。1979年至今,传记理论取得初步成果,开始出现一批具有一定成就的研究专著,且研究的方向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21世纪,传记文学理论应在研究的系统化、中西结合,以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强力的叙述——胡风文艺理论文本的话语分析

胡风文艺理论的言说方式以其语法、句法以及选用词汇的特别而显示出独立的风格。它不仅区别于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艺理论家的理论文风,而且亦与左翼阵营的群体叙事风格大不相同。胡风文艺理论独特的言说方式一方面在于他的文艺思想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一方面因为他的文艺理论政治倾向上的某种个性姿态。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