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在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的同时 ,也在不少方面误解或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提出了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思想、马克思在“跨越”问题上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是否相互矛盾、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在“跨越”思想上相互对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等四个方面的冷静反思 ,得出了与不少学者不同的结论 ,意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对十月革命性质的再探讨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似乎是一个定论。但是笔者认为，1917年俄历10月25日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也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理由如下：第一，十月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革命前俄国社会的性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沙皇统治下的封建制国家。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工厂还为数甚少。当时，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社会民主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论及其转向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而民粹派讲的“人民专制”是先进者强迫落后者的政治常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用民粹派的“专制”换了马恩的“专政”,从而改造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后来苏联模式的思想基础。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西方史学界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研究述评

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更为重视俄国三次革命的实际情况,开始寻求解释俄国革命新方法,加强对俄国史的研究,注意揭示前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月革命间的历史联系。以1905—1907年革命为例,西方史学界对其研究相当深入,成果显著。本文对西方史学界研究1905—1907年革命情况作一述评。1905—190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性质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问题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可以同西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另种观点则认为,它应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等号。尽管西方史学界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性质评价有分…     

当代西方史学界研究俄国三次革命的基本观点述评

从西方学者对俄国三次革命的研究来看,60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重要界标。西方学者力图重新解释俄国革命的原因,揭示十月革命同前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联系,多侧面地研究俄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动力和工农运动等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等国设立了很多俄苏问题的研究机构,除出版数量可观的刊物外,每年都推出大量专著。本文不揣浅陋,对近年来西方史学界研究俄国三次革命的基本观点作一述评。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瞿秋白同志的“餓乡紀程”和“赤都心史”

一在“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出現过不少的散文著作。瞿秋白同志所写的“餓乡紀程”(1922年出版,出版时曾又名为“新俄国游记”)与“赤部心史”(1924年出版),堪称是当时独树一帜的,极为优秀的兩部。瞿秋白同志是1920年。被北京晨报社聘为記者,派住俄国去做采訪工作的。当时是十月革命之后,中、俄初次通車,路途十分不便。瞿秋白同志从北京动身,經过天津、奉天、哈尔濱、滿州里、赤塔、伊尔庫茨克、沃木斯克等地,走了三个月零九天,才到达俄国首都莫斯科。这一路途中的見聞經过,具体事实,以及作者內心的变化起伏,就构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也谈“卡夫丁峡谷”

本文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历史实践只是从原则精神上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论点；而马克思研究俄国农村公社所引出的俄国在若干设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论点则由于历史条件的极大不同，不能作为现实社会主义选择的具体理论依据，不能把两者作简单类比，不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就是“卡夫丁峡谷”论点的现代实现形式。     

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

民粹主义是落后国家普遍出现过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俄国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了如下的历史逻辑过程:(1)19世纪中叶民粹派先驱和革命民粹派所主张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跨越论”;(2)188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前期代表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不通论”;(3)18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期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论”.19世纪末,普列汉诺夫与早期列宁主要批判了民粹主义“经济学上错误的”方面;而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则肯定了民粹派“世界历史上正确的”方面.     

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

取消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机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相容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也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     

是忠实的“学生”还是无耻的叛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而自称是革命导师的“学生”的,不乏其人。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拉萨尔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却带头反对马克思的学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分裂第一国际的野心家巴枯宁在这方面所作的丑恶表演则更为充分。     

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

俄国犹太人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前,犹太人因权利限制和自我封闭而远离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80年代,犹太人积极参与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的斗争,但数量是极少的.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随着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兴起,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并在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出色的.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俄国哲学史观”的变迁——读M·A·马斯林主编的《俄国哲学史》(2001)

苏联时期以前的俄国哲学史研究最初是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和“学术目的”,后来哲学史视域成了政治斗争的阵地,苏联时期的“俄国哲学史”研究体现了某种特定的“俄国哲学史观”。1947年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全苏哲学讨论会成为苏联“哲学史”和“俄国哲学史”研究的转折点,自此后所有作品都遵循以定义开始、引经据典等体例。马斯林主编的《俄国哲学史》成为哲学史观和俄国哲学史观变化的标志之一,该书的框架和内容表明了他们自己的“俄国哲学史观”,虽并不代表现今整个俄国哲学界的观点,但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审视和解读当今俄国哲学界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具体参照物。     

怎样阅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前記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主要是为反对俄国哲学上修正主义而写的。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就進入了一个在政治、經济、思想奋方面的反动时期。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反党的知識分子以波格唐諾夫、巴柴罗夫、盧那卡尔斯基等人为首的一群人提出了“修正”和“发展”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叫嚣,他們企图以主观唯心主义——馬赫、阿万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来頂替馬克思主义哲学,企图破坏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基础,替俄国資产阶級反动派的猖狂進攻扫清思想道路。列宁为了保卫馬克思主义并澈底粉碎俄国哲学上修正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的進攻,写下了“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这本光輝的著作。学习这本書,对于我們在現阶段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斗爭是百重大的現实指导意义的。1956年以     

中国三十年代“革命小说”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三千年代“革命小说”的“革命加恋爱”是“五四”小说个性解放的道德主题向阶级解放的政治主题开始转换和交汇时的必然形态。用“革命的浪漫蒂克”评价当时的“革命小说”,这标志着人们对革命小说的深刻反思,说明人们的思想认识与审美观念进一步成熟。     

列宁理论学说演变过程中的三次“大跃进”

列宁在登上俄国社会政治舞台之初,总体上将俄国界定为一个半农奴制的国家,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承认俄国面临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和行将面临的革命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后来,他的这一定位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将俄国革命界定为工农民主革命,超出了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继而在一战发生后,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腐朽、就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外部条件上模糊了俄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最后则是在二月革命发生后,认为俄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通过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这三次大跃进,列宁最终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合法性支撑.     

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的问题,学术界探讨已经很多.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例,早在1950年代,有关学者就围绕着辛亥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展开过别开生面的讨论.1980年代以后,面对境外学者的种种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学者们更是撰写了大量论文,力图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