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定居:传统游牧业的重大社会经济变革

在世纪交替之际,我国牧区畜牧业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历史变革,传统游牧业日益萎缩,新的现代畜牧业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牧民定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牧民定居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牧民定居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我们采取可行的办法,推动传统游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 一、传统游牧业的重大变革 如果传统游牧业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畜牧业生产中仍将居主导地位,那么定居就是空谈。如果相反,定居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游牧业正在丧失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游牧业的存在必须有一些基本条件:一是有可供游牧的广阔牧场,有着丰富的天然饲料;二是有着适宜于游牧的家畜品种;三是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科技文化落后,与外界缺少沟通;四是生产的目的以自食为主,商品生产不发达。这些基本条件若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必然导致传统游牧业的终结。     

定居、牧民生活以及适应策略——以雀尔沟镇哈萨克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实施的新疆牧民定居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定居的层次和水平有所不同.但牧民基本实现了定居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牧区的经济类型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牧业和农业并行发展.并呈现向经济生活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我们在对新疆呼图壁县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牧民定居的适应策略并试图分析其形成的外部推动力.     

社区共同体的资源整合及其能力建设——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社区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文化教育资源、社会资本等.提升社区共同体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转变的重要前提,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基础.社区共同体的资源整合能力建设需要:(1)发挥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群团组织等体制内组织在社区资源整合中的作用;(2)因应居民社区生活的新需要,培育和组建社区资源整合的新载体;(3)建立新型睦邻关系,形成普遍信任、互惠合作的人际关系及其支持网络;(4)建立和完善社区资源共享、成本分摊机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决策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博弈框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现行农村基层管理制度下,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合作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不足的重要渠道。文章重点建构农村社区成员参与合作供给行为的微观决策机制,强调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场域,嵌入在“熟人社会”的特殊社会资本影响农村社区成员的交互行为,进而使农村社区成员的合作供给行为免于集体行动困境。     

新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构建之探析

构建新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对治安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文明祥和有序的新型社区”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 ,其构建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而如何设计和构建高质量的、高效率的、可行性的 ,并且富有弹性变革和自我调适功能的新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 ,既是一个思想认识性问题 ,又是一个实际性和操作性问题 ,对维护我国安定的社会生活具有重大的作用。     

新疆游牧民族定居与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根据新疆的特点 ,实现四个转变是游牧民族定居和牧区社会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一是在牧区生产方式方面由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固定的生产牧场 ;二是在牧民生活方式方面由传统的逐水草而居转变为有固定的生活社区 ;三是在牧区经济结构方面要由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向多元化的草原经济转变 ;四是在牧区社会发展方面要由传统的自给自足向社会化大生产大服务方面转变。要实现这四个转变 ,就应当以游牧民族定居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对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理论、制度、政策及科技创新方面的构想 ,要有前瞻性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开创一条符合新疆实际的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     

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

1990年代中末期所发生的乡镇企业改制表明 ,社会形态的资本在产权变革中具有能动性的力量和作用。乡镇企业作为“社区里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共同体特性构成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时“干中学”的社会场域 ,在这种场域下形成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要素 ,它具有合作性、留根性和嵌入性等特征。因此 ,当企业家赎回自己的人力资本时 ,须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在社区共同体内部 ,社会资本与产权在产生“激励”时具有互补作用 ,社会资本存量可能成为观察改制后社区公共空间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变量 ,并且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某些产权特征。而探讨社会资本产权 ,对于理解乡镇企业改制和工业集体制解体时期社区公共空间的培育可能具有帮助。     

住房商品化与社区空间生产

住房商品化本质上是建筑业生产的空间商品化,房地产商开发商品房住宅小区过程就是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伴随住房商品化及社区空间生产,以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公司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渗透到社区中,导致市场与社会关系紧张。社会学对社区的研究必须超越现有社区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更加重视从"市场与社会关系"角度对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展开研究。     

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试述《福乐智慧》中的法治思想

我国古代,法治思想渊源久远。即便在少数民族中,也蕴藏着不少的法治思想。《福乐智慧》就包含有相当丰富的法治思想。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逐步从游牧社会向农牧社会过渡。游牧社会是较为松散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大多靠传统与习惯来调节。那时,并没有建立法制的迫切需要。农牧社会已高出于游牧社会。多数人已定居,出现了人口较密集的城镇,各种手工业、采矿冶     

基于符号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实践逻辑考察及其伦理确认

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解释困境体现在对社会关系之本性的不同见解中,这呈现在交往与权力的对峙中,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空间的动态平衡。随着“符号资本”概念在社会解释中的引入,这一动态特征的刻画便建基于话语实践的运行结构及其经济学转喻下的表征功能。在宏观场域阶层上,符号资本既是话语实践的基础,也是社会流动性的动力根源;在微观层面上,话语实践塑造了符号资本的自我关涉性,并将符号资本引向在现代社会场域中的伦理确认。基于此,“符号资本”的概念扩容导向一种实践经济逻辑的规范内涵,后者为走出交往与权力之间解释困局,应对当代渐趋复杂多元的现实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动力。     

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明确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重视灾后社区管理的意义 社区这个同类型于社会生活而形成却又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的一个基本场所。它是跨地域性的．包括一定的生产、生活设施、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及社区文化、意识。因此,灾后社区管理不仅包括过渡房搭建、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等物质层面的恢复重建,还涉及到社区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灾民生活信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等非物质方面的恢复重建。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困境及其行动策略——基于社区治理中互动场域视角的分析

社区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在吸收场域理论与生态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出权力结构、关系网络以及主体惯习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互动场域视角,并将互动场域视角与职业自主性的三个维度管辖权、专业边界以及专业知识进行一一联结。社区治理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场域,社会工作身处其中且深受互动场域特性的影响,面临着专业管辖权受限、专业边界模糊、知识创生阻滞等多重“自主性”困境。对此,亟需从权力让渡、边界形塑以及知识再生等层面入手增强社会工作主动性、能动性,破除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困境,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社区营造:一个新的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社区营造源于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区发展困局,兴于各地实践当中的经验总结,散布于学者的推广和典型示范,指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社区能力的提升,最终落脚于地方基层社区的自决与自治。它既迎合着我国社会转型期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倡导,也契合了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国家与市场之外寻求一种社会内部的自我驱动发展。社区营造通过外在的资源引入和主体介入,结合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建构和社会资本培育,既形成了社区运作实务的关系联盟,又培植了社区自我生发的持续发展能力,最终能够促成社区整体的发展和社区治理创新局面的形成。     

从"单位"到"社区"--困厄还是出路?

单位制构成了我国城市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整合机制.它的存在有其历史原由和现实依据.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的刚性结构与非制度化行为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现代化的阻碍.从单位到社区,由单位组织到社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现代化的基本走向,而我国的现实国情在社区建设的层面却有可能使社区变成一个新单位.从单位到社区本是现代化的出路,却依然在困厄中徘徊.单位与社区问题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逻辑,单位的社区化改革表明了国家的市民社会走向,尚须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