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制造企业层级对农民工工资及其职业稳定性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根据分组统计的特征,从层级形成、层级标示、层级固化3个方面研究了中小制造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性,进而研究了层级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对层级具有依附关系,层级是中小制造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层级与农民工的稳定意愿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进而提出:中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同时将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向选择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对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雇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男、女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利用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住户数据,对农民工职业和其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仍是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浅析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对其市民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等方式向城市转移,这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的市民化水平也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边缘化状态对其市民化也是一种阻碍.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方面农民工要树立发展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政策主导作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进城动因及对城市就业影响实证分析

以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 ,采用检验性实证分析方法 ,分析我国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动因 ,并比较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吸引城市失业下岗人员的阻尼效应和吸引民工就业的拉动效应。通过模型论证了限制一个农民工就业并不能带来一个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且会使城市的工作岗位总量减少、增加企业劳动力成本。政府对进城民工应采取引导、规范的政策。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以船舶制造企业中的农民工为例

提出了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评价结构的五个维度: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公司管理措施、工作回报、工作团队、工作激励。对船舶制造企业923位农民工进行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讨论了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管理+IT”的奇迹——谈中小制造企业ERP的实施

ERP融合了企业管理的先进思想与信息产业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为大型企业也为中小企业创造了在信息时代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探讨了ERP的基本概念及ERP在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实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施要点。     

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及成因——基于对M大学后勤农民工的调查

职业流动是劳动者变换劳动角色的过程,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在大城市中勤勤恳恳的农民工而言,职业流动与生计息息相关,因此格外值得关注。通过对M大学后勤部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城市中的农民工满足于现状,并不希望发生职业流动,即使发生了职业流动,更多的仅局限于水平流动,缺乏垂直流动。     

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状况及其效果

中国的名义最低工资和实际最低工资水平都在稳步增长,最低工资的增长量、增长率和调整频率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在不断下降。月最低工资标准应为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所取代,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最低工资覆盖状况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工资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运用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1993—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中国贸易开放的不断深入,行业间工资收入不平等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与传统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的预测是不一致的。从要素密集度的层面来看,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进出口总额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而出口变量的影响不明显;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相对于其他行业,进口与出口都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现状及差异——以制造业为例

使用心理资本量表PCQ-24对苏州、连云港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对522份有效问卷分析,获得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的总体状况,分析了自信、希望、韧性、乐观等心理资本维度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技术等级、休息制度、企业性质和用工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关注女性群体和离异者;转变管理理念,加强培训开发与薪酬管理;科学运用PCI模型,把乐观提升放在首位等改善该群体心理资本的基本思路。     

“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民工潮”和“民工荒”都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现象。为研究非均衡现象的产生原因,通过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的修改,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工流动模型,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农业部门人口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部门消费价格指数、加入WTO、农村新增劳动力高峰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一种价格波动情况下的“非均衡”民工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基于异质生产要素模型对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关系的研究

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的关系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各具不同的人力资源禀赋,属于异质生产要素。基于改进的异质生产要素模型,利用希克斯互补弹性公式计算,结果显示两者主要表现为互补性,因而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两者总体上是相容的。积极发展城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并实现身份的转变,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管理,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工资差异的演变——来自转换回归模型和工资差分解方法的证据

文章使用CHIP1995年和2002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转换回归模型(Switching Regression)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假设进行了验证,同时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二元分割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分割程度显著地弱化;观察到的工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歧视或其他观察不到的因素所带来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而所有制带来的工资差异也不容忽视.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我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阐析

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城市化在整体上由限制转入鼓励以来,各地方政府竞相推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化的个性方案。通过对农民工城市化宏观层面上整体判断,中观层面上体制制约因素,微观层面上农民工成本支付能力,以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性的阐析得出:成本支付是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核心,而在城乡统筹前提下的农民工自由选择权是关键。在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不应该制定功利性的目标和政策。     

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会提高其生产率。首先利用UNCOMTRADE数据测算2001—2014年我国2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发现制造业总体进口多样化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呈现阶段性波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进口多样化程度存在差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最高、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最低。其次提出制造业进口多样化可以通过横向竞争效应、横向学习效应和纵向溢出效应提高其生产率,集中表现为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后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数据,证实我国制造业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的确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存在差别,进口多样化程度上升显著促进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