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公元7世纪初,随着唐蕃友好关系的建立,开始了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经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有十余人,来吐蕃传法译经的唐僧更多,他们为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顿渐辩论之前,唐朝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虽然印度系佛教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唐朝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禅宗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的一些派别。     

神佛灵光与美善彩辉——青海五屯艺术赏析

<正> 回溯藏民族历史,没有人会忽略使藏族社会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巨大因素——佛族及佛教文化。早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及佛教文化潮涌般冲击而来,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佛教如油浸纸,渗透到了藏族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之广之深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在青海,这股强大潮流不仅波及到整个藏区,也波及到了土族、蒙古族等聚居区。使青海藏族、土族等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与佛教文化相互交融,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尤为突出的是绘画、雕塑这类艺术,它们直接与佛教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服务于寺院、宣扬佛教的艺术手段。这种融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报刊文摘

西藏宗教文化的历史选择 我院彭英全、乔根锁在《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上撰文认为,佛教文化在封建社会能被选择为西藏地区的主体文化,其具备的历史条件应该是:①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佛教文化立足西藏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②封建社会在西藏流行的佛教,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佛教了,经过了与苯教文化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具有西藏风味的藏传佛教;③佛教文化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各地领主的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是佛教被选为西藏主体文化的最直接的原因;④佛教在吐蕃王朝虽遭失败,但它仍保留了大量经     

摩诃衍那禅思想的特点及其在西藏的传播

一、摩诃衍那传法背景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既受到印度、尼泊尔佛教影响,又受到西域和汉地唐朝佛教的影响。自从松赞干布将佛教引入吐蕃时,佛教就成为汉藏文化     

王玄策使印与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印度幻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很早就开始传入中国.秦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和佛教的东传,印度幻术就已经来到中夏.唐代是中西交通空前畅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异常繁荣的重要时期,唐初敕使王玄策数度使印,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印度道”,成为开通该道的先驱.他在印度不但受到西国(婆栗阇国)的热情接待,观赏了精彩的天竺幻术,而且还促进了印度幻术在唐朝的传播.就在他使印之后不久,天竺幻术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大举传入内地,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幻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天竺幻术在传入唐朝以后,经过艺术家们的照搬、吸收和改造,又加入了中国本民族的艺术特色,然后东传朝鲜、日本等国,对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

吐蕃王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传入吐蕃,并对后来的西藏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论,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来自受到印度、汉地、中亚三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吐蕃自身的佛教艺术风格与特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遗留下来一些弥足珍贵的文物考古遗存。本文通过对西藏地区现存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佛寺遗存的考察,对其中来自汉地文化影响的因素加以梳理,并对四川地区可能存在的影响也提出了意见。     

唐代龟兹佛教的若干史事——以唐代佛教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龟兹是佛教文化隆盛发展、传播东渐并逐步中国化的重要地域。本文通过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等史籍的梳理、辨析,结合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艺术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依据对龟兹佛教的基本属性、信仰理念、戒律特色以及龟兹佛教史事等方面的新认识,进一步指出,龟兹佛教文化在安西都护府建立初期和以后相当一段历史内,出现了以小乘为主体的龟兹佛教与以大乘为主体的中原佛教互相并存、各自发展的独特局面;龟兹地区相当规模的汉风石窟及其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个缩影;不同派别佛教艺术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造就了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的历史奇观。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吐蕃王妃贝吉昂楚及其敦煌校经题记

在吐蕃历史上,有很多王妃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松赞干布的汉地王妃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王妃墀尊公主以及墀德祖赞赞普的汉地王妃金城公主等。本文将重点介绍赞普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她出生于吐蕃王朝崇佛贵族属卢氏家族,笃信佛教。她不畏艰险,和吐蕃高僧钵阐布贝吉云丹和定埃增一道远赴敦煌兴佛,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吐蕃在敦煌发起的规模宏大的抄经事业。藏经洞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献留下了大量由王妃贝吉昂楚校对的佛教文献,本文将其所校对的吐蕃佛经题记予以公布。     

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事迹新探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唐卡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艺术特色

唐卡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绘画,从佛教传入吐蕃后而兴起。经千余年的岁月,这些唐卡已难觅踪影。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十多幅具有吐蕃艺术风格的帛画,很有唐卡绘画的特点。公元10世纪后佛教在西藏复兴,阿底峡大师到古格传教。之后,藏西克什米尔画风随佛教中心东移,与印度、尼泊尔多种艺术风格并存、融合,互为影响。画面构图简练,色调单纯而协调,以暖色为主调,古朴庄重,形成了中期唐卡的特点。15世纪之后,唐卡艺术渐趋成熟,到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多种画派。构图复杂,画法细腻,金色的大量应用,装饰性浓郁。本文从三个时期,就唐卡艺术的发展及其特色进行论述。     

宋代三佛齐与广州的佛教文化交流考述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印尼群岛是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和中转站,而于唐宋之际兴起于今印尼境内的三佛齐王国(Samboja,Sambaj,907—1397)则是当时海上丝路的贸易强国,同时也是佛法东传的重要驿站和集散地,即使在印度本土佛教消失之后,仍然是佛教中心之一,与宋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广州作为南海丝绸之路始发港和商贸中心,与三佛齐在佛教文化交流、僧商人员往来、佛化外交活动方面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随着佛教在两地的兴盛,双方交往中出现了佛商互动,即以商养佛、以佛促商的互动局面,广州蕃坊中出现弘传佛法的三佛齐人,三佛齐商主帮助广州修复道观、购置寺院田产,在在显示了三佛齐与广州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其对双方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负手旁立心有鹜槛内观花在家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

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争议人物,思想纷乱驳杂,其中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相汇合而占据主要地位.佛教文化对其的影响表现在与佛教结缘的一生、佛教文学的濡染、禅宗文字观的影响,以及其固有思想与佛教精神的契合.周作人对佛教是取舍有度不妄信之,因此他所尊崇的佛教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迥异于教徒的顶礼膜拜,显示出强烈的独特性.     

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

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中揭示了两地佛教交往的历史传说,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交往始自于8世纪上半叶,金城公主入藏时期一批于阗僧人来到吐蕃避难。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一些于阗僧人被征召到吐蕃本土,将部分于阗佛典与教法史翻译为藏文,并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于阗佛寺需要向吐蕃镇守军缴纳粮食,寺户需要到各个烽燧与吐蕃士兵一起戍守,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的佛教交往。部分吐蕃僧人也到达于阗东部佛寺,并带来某些古藏文佛典。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于阗宫廷仍有吐蕃人存在,吐蕃佛教化的王权观念也为于阗所继承。     

略论中国少数民族佛教信仰之确立

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为中国文化所吸收、整合,以至于最后形成东亚佛教文化圈,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现象之一。过去人们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理解往往偏重在佛教与汉地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上,而忽视了佛教的中国化还应当涵括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忽视了对中国佛教三个并列的亚型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傣语系小乘佛教的整体研究。而这些少数民族对佛教的信仰又采取了与汉地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并有其独特的信仰根源。本文正是试图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来探索这些少数民族为什么又是如何接受佛教的。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佛教自汉魏时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在民间有了众多的信徒,有了寺院和出家僧人,而且还有不少帝王以尊奉佛教著称。帝王的尊奉,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隋唐以及宋、辽、金时代,佛教的势力尽管有过几次起落,但已逐步发展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之一。与唐朝差不多同始终的吐蕃王朝把佛教从汉地及印度引入藏族社会,并利用王朝势力大力推广。佛教在同西藏原有的苯颇教的激烈斗争中受其影响,吸取了苯颇教的某些教义教法,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到十世纪时形成西藏佛教的若干教派。西藏佛教各教派在政治上与各地方     

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

一新疆佛教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从我国有关的历史记载和新疆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以及至今保存下来的佛教遗址,都说明佛教在新疆曾有过一个很兴盛的时期,在佛教经典的译述和佛教艺术方面都曾达到过很高的水平。远自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少有名佛学大师去内地讲经、译经;也有不少内地的高僧来新疆各地传经布道,宏扬佛法,使佛教在新疆甚而在内地均得到广泛的传播。新疆的佛教艺术还通过内地远远传到日本。据考证,奈良法隆寺有名的壁画就受和田佛教绘画的直接影响。(1)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产生在印度的奴隶社会,其广泛传播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即阿育王时代,才逐渐遍及西北印度、阿富汗、克什米尔以及中亚各地和伊朗北部。它在何时传入新疆?目前尚无一致的意见,根据现有的史料,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以前八十年左右,沿着著名的构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丝绸之路”的南道,     

试论汉魏两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

从印度佛教的最初传入到晋宋之交,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四百多年中,印度佛教逐渐渗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察一下汉魏两晋时期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受过程,于我们今天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据史载,中国最早接触印度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