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与管制——托尼·贝内特的文化批评观念剖析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内特从葛兰西到福柯理论范式的转换是一个重大学术事件,而且贝内特进一步把福柯这一框架运用于具体的文化实践之中,包括博物馆问题、文化政策问题等,从而揭示出当代社会中成为间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图谋.但贝内特并没有批判这种社会现实,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与制度合谋的关系.     

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探索接地和及物的文学理论——2012年文艺学研究热点扫描

2012年的文艺学研究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并没有如前些年一样高度集中地、持续性的研究热点.但在围绕文艺学向前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上,文艺学研究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探索.2012年文艺学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文艺学研究的几大关键领域,如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以及对新的文学现实(视觉图像和新媒体文学)的关注中,研究者表达了对“接地性”、“及物的”以及与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本土的”、“中国的”、“现实的”的关注,并且各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的研究推进.     

论世界文学格局的单向牵引模式

“单向牵引模式”是文学移动的一种文化范式,作为逻辑界面的学理设定,它到底发生在历史梯级的何种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在范式研究的本身并不需要给予穷尽性的逐一解答,其基本任务应该限定在澄明这一范式的存在结构,并对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给予必要的分析和阐释。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模式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和可以彻底“悬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因为某种被关注的纯粹性问题之外的实际生存,可以在操作中给予暂时性的悬置,从而使问题绑缚在设定的系统内(此在的本文),并被清理出它存在的脉络。由这个理解基点出发,我把单向牵引模式限定在:(1)承认“中心”位置的存在合理性,并意味着“中心”的文化辐射力,实际已经抵达特定的“边缘”位置,并且“边缘”的文化接受乃既定的文化事实。(2)强调“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之间,共时性存在中蕴含着历时性的“传统”建构意义。(3)勾勒线性结构关系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quation),取文化发生的“布局”(arrangment)和“体系”(system)两层内涵,从而显性化地显示出一种范式描述原则,而非价值学意义上对沙文主义的容忍和殖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米勒电传媒介视阈下的文化诗学研究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学术思想可谓独树一帜.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主要包括解构主义批评和修辞阅读、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的前途和文学终结以及文化批评和文学性坚守等方面,通过把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放在当今广阔的电传媒介视阈中,可以使得我们对米勒的文化诗学思想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米勒也曾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存在"的疑问,但他仍对文学研究充满信心,最终得出结论:文学研究依然会存在.     

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二十世纪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五四”到人民中国的建立,到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了几次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文学的转型.在文学的转型中都涉及到本土与外来两种文化类型、本文在“文化”这一视角下,描述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世纪末文学”,是与“新时期文学”同义的.因为本文探讨的是文学从传统(含有“过去”之义)走向现代(含有“现时”之义)的过程.这就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而“世纪末”正好能体现“时间”这一意义.同时,从七十年代末期产生的文学恰好处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余年,它实在是世纪末的文学,带有骚动与反思,焦虑与希望纠缠在一起的世纪末的情绪.     

余英时论胡适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从后殖民理论到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系后殖民理论在华语文学领域的运用是有所限制的。论者试图辨析后殖民文学( Postcolonial Literature)、少数文学( Minor literature)及“混杂”( Hybridity)等概念,在华语文学中的运用。不同地域的海外华语文学因为历史、地域、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原因,肯定会发展于与中国大陆文化不同的特征,但把两者的关系完全描绘成殖民对抗,显然是不合适的。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部分,相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并非德勒兹( Gilles Deleuze)与瓜达里( Felix Guattari)所说的“少数文学”。霍米巴的“混杂”概念强调主体之间互相渗透的状态,强调混杂中的抵抗,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于华文文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混杂中的异质性,而并非混杂中的抵抗性,由此可以解决两种主体对立的问题。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主要对“2 0世纪中国文学”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80年代中期提出的“2 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是应学术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产生的 ,显示出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 ,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 ,时至今日 ,这一文学观又有明显的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未能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 ,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具体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进而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思路 ,即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 ,从而体现文学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文学性要求     

文学的"虚灵"价值与近代英国的宗教文化精神

在西方文学史上,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具有一种“持续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背后隐约透露的是对一种永恒超越的“虚灵价值”的追寻。在英国近代文化史上,马修.阿诺德对“完美”的追求、瓦尔特.佩特“艺术至上主义”的思想、T.S.艾略特“文学与神学的双重标准”以及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I.A.瑞恰兹对“诗歌真理”的倡导,都在不同侧面彰显了宗教与诗对虚灵价值的不断趋近。     

王德威的台湾文学研究释读

王德威将台湾文学置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整体观坐标系中,以此“想象”台湾文学的独特风貌.其“后遗民”论述在与现实主义对话的基础上有意开掘“幻魅现实”主义的叙事学,其“后遗民”想象和“抒情传统”想象开掘出的“第三空间”,为深受身份问题困扰的文学者提供了归属的另一种可能,也为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王德威的文学批评具有探索、无结论、不确定的随笔精神,对其台湾文学研究,应基于福柯式的后现代历史观,做出深入的辨析与对话.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访谈录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先生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 ,杨义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的形成谈起 ,具体形象地论述了“重绘”说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理论方法 ,以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意义。话题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基本认识的一些问题 ,而且也涉及了古今诗学、叙事学、图志学、文学史观、文明史、民族文化等问题的许多方面 ,内容丰富 ,新意迭出     

《福建论坛》一九八七年总目录

不一」一可一二‘”一房号万蘸瘾对瓣;霭点哈顾耐口扮少示 一文学-文学研究视角及其他 {一答·《福建论坛州己者间李泽厚(1·22)近年来我国文学评论界的三次变革热潮、、 _‘.、J刘再复卜白·2劝谈文’学、文化与哲学’何新(卜2时文学研究:深层文化意识的开掘董乃斌(1·28)文举研究.应借助.于文化热潮的推动、、rz、J产、.少程盂文化研多速成为二一门科学“寻根”文学和民族文化麻(气1 .29,悦(l·31,李以建(卜32文化冲突。,,理性观念、_文化心理与现代中 国文学研究,汪晖(1·3幻古典文学研究的视角间题施议对(l·3每)茅盾小说二重结构投述…     

佛教中的伦理：伦理学研究新视野——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

佛教是源远流长的人类精神资源 ,它在漫长的文化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层”(福柯用语 ) ,这些“文化地层”触及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同层面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这些“文化地层”就构成一个个专论性的研究领域 ,比如佛教哲学、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佛教逻辑学、佛教心理学等等。当今的佛学研究已越来越从通论性的教史、教理之研究进入到这种专论性的研究。南京大学哲学系王月清博士的新著《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 999年 6月版 )就是这种佛教专论性研究领域中一朵新葩———佛教伦理学。这部共2 1万字的著作以佛教中国…     

新审美主义的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新审美主义（New Aestheticism）是“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以文学为本位而兴起的文学批评思潮,在呼吁重建文学制度的过程中整合美学话语时形成的概念和方法。新审美主义一方面强调具体文本的独特性与互文性;另一方面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既不是彻底转向旧式“审美”,也不是彻底偏离“文化”研究,而是试图在文本的事件性与事件的文本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经由文本细读重新定位文本的文学性、审美性、事件性以及实践性,呈现出文学向文化全面伸展和文化向文学开放的新的实践美学风貌。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

“缘域”是与“境界”“意境”“境域”等具有家族相似的概念,但将后三个概念遮蔽的缘起性、条件性和关系性凸显了出来。相较而言,境界重在一种空间性的场域存在并确立其某种界限;意境重在主体性的意识所变现之空间化场域;境域重在一种空间化场域的扩展状态;缘域则重在由缘起、条件和关系生成中的场域状态。中国文学可以从境界、意境、境域层面上去探讨,这已在学者们的相关阐释或研究中得到广泛实践,而从“缘域”论中国文学,则还远远不足。探讨中国文学的“缘域”,是可以与境界、境域、意境等概念并行而又别出新意的。中国文学缘域论借鉴了从印度佛教而来的缘起性空论,又在中国化禅宗的思想世界中得到发酵,而中国禅诗则是其最重要的实践。中国文学缘域在其发展中可以区分出三重境界,即文道真斋的自性悟(我是我)、人文涵养的他性悟(我非我)、文心通变的圆融悟(我化我),此即中国文学缘域三境论。对于中国文学缘域三境的论述和阐发,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阐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