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与皮锡瑞学术思想初探

晚清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研治上成就卓著,但思想底层的经世致用意识却使其最终转向“以经论政”的治学方法。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环节的诠解却多有偏颇。皮氏的学术思想既是清代学风蜕变的表征,又是个人治学在时代剧变下的产物。     

第二届全国哲学学术思想交流会概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哲学学术思想交流会,于1985年8月1日至9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哲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编辑和理论工作者共八十余人。会议收到论文共三十多篇。这是一次哲学界以“创新”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会议的参加者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占半数以上,他们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许多人为大会提供的论文中,不仅应用了现代科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材料,而且得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新的     

新中国治边方略概述

历史地分析党中央历届领导集体的治边思想,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军事卫边、政治安边、经济富边、文化育边、屯垦戍边、睦邻稳边等六个方面。     

社会转型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抉择——以德治国

当前我党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做出的一种理性抉择。本文试图回顾儒家的有关“德治”思想 ,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对该论述作一些初浅的探析以与读者共飨。     

启蒙的妥协与不妥协——读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康德在该文中提出一对颇有争议的概念: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笔者认为康德的这对概念实际上隐含了启蒙的妥协和不妥协的张力.启蒙应在公众的思想层面实现实质的影响,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激情式的暴力革命可能推翻一个专制贪婪的政权,但并不能深入地实现公众思想的变革.启蒙要求的思想自由精神是永不妥协的,但它的实现却是在妥协构成的张力中有节制地实现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有反思价值的.     

后五四时代明清启蒙学术思想谱系的建构

一直以来,"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吏上极具界标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然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一种象征符号.而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话语,常常为其后许多人文价值问题的学理追溯,提供了丰饶的思想资源.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后五四时代,在启蒙话语模式下,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谱系是怎样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启蒙话语模式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从宗教批判出发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与近代哲学的自由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有着必然联系。现代对历史的反抗完成了哲学传统中的自然理性与现代的世界理性的区分。在现代对世界的省思中,特别是在将来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上,世界理性获得自身尺度的当下现实。     

自由的理性追寻--古希腊时代精神与教育思想分析

古代希腊的理性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上述思想也同样反映在古代希腊的教育思想中。本文主要阐述古代希腊教育思想的特点。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次以群众暴力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推翻这一制度下农民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农民自我多倍增长的心理感染表现出集体走向狂热的倾向和状态。除了用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民革命进行解读之外,有必要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探讨农民运动激进思潮的根源,还应该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角度探究它的社会思想根源。农民集体兴奋的情绪导致运动的过火、失控和最终失败。农民的理性是乡土性社会动员中的一柄双刃剑。     

和谐社会与人性和谐——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人性维度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和谐社会与人性和谐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和谐社会要求人性和谐,人性和谐要求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然而,当前,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方面,都存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现象。对此,应增强人的自我意识,以理性为主导,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其消极作用,既要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又要消除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和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思考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对全党自身提出的新要求.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应有之义,社会和谐是党内和谐的外在反映和制约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必须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及运行机制,规范党内生活,增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严治党和培育以崇尚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党内文化.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张力效果下的人性悖论——爱伦·坡《乌鸦》细读

《乌鸦》是世界经典名诗之一。魅力主要源自爱伦·坡主张的效果说,文本以修辞上的张力矛盾,力图达到悲伤、恐惧、绝望等美学效果,而艺术手法上的张力和效果之下,则折射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生与死等人性中的悖论。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香港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独特产物,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与中国国际化的独特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内含丰富的国家理性,其宪制目标不限于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位诉求。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内在冲突,显示的正是两种制度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博弈,但在国家发展与法治进步条件下也展现出国家整合的明确取向与路径。依法治港日益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共识。梁美芬博士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即诞生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以具有内地经历的香港法律人视角展现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状和演变趋势,呈现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主要宪制争议和制度细节,努力解释和沟通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法理差异和冲突。“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制度实验,在香港面临某种结构性转型的发展难题,需要国家责任更加明确的确认与承担以及香港社会的共识凝聚与合力。     

古希腊宗教与希伯莱宗教之比较

在起源、观念以及政教关系等方面,古希腊宗教和希伯莱宗教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希伯莱人在信仰方面,希腊人则在理性和科学方面,分别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各自特殊的贡献。二者后来通过基督教汇合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传统。     

论柯勒律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

本文首先描述柯勒律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即从早期联想主义和必然论向后来的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的转变历程,然后主要从真理观、理性和理解的区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观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柯勒律治哲学思想的特征。     

两代人的探索:从价值认识到价值实现

人类活动意义的最终标准是价值动机与价值效果的统一。然而它必须以价值认识与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为前提。价值认识与价值实现的统一,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价值认识与价值实现相统一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外汇管制、汇率均衡与政府决策行为

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汇率政策取向是不同的,这源于政府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均衡汇率期望。固定汇率制与伸缩汇率制难以形成单一均衡汇率的事实,曾致使许多国家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外汇管制与汇率均衡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从政府实施外汇管制是为了平衡国际收支、保住平价、防止通货膨胀和维护国内政策的独立自主性等目的来考察,政府是理性经济人;但基于政府在外汇管制和实现汇率均衡中的决策有时是出于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混合原因,对政府决策行为的定性分析就必须围绕政府面对特定事件时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进行。也就是说,应当把外汇管制、汇率均衡与政府决策行为放置于同一框架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