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城镇化进程中“空心村”问题探讨

城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因此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空心村"问题就是城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之一。此外,"空心村"问题也必然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得到合理解决。因此,本文拟就黄石"空心村"问题为例,分析黄石城镇化进程中"空心村"问题的形成原因,探寻治理"空心村"问题合理、有效的路径。     

“空心村”治理的法律意义分析

"空心村"问题屡见不鲜,各学科研究者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法学方面研究者甚少。"空心村"问题的产生原因已在各学界达成共识,但由于分析角度不同,分析的治理意义也不尽相同,各学者依此而提出的对策也不应当一概而论。本文提出"空心村"治理的法学意义,包括对宪法、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教育法律法规、环境法等法律的维护和遵循,以及对整个法治建设的推进都有重要意义。     

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多重逻辑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农村青壮年人口持续流向城镇后农村经济社会陷入衰败的现象。其中土地抛荒和留守家庭问题是新闻媒体、政策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从组织制度角度探讨空心村治理的多重逻辑,分析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逻辑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和合作过程,解释目前空心村治理困境的生成机制,从而为探求一个更为合理的治理框架提供理论思路和政策建议。     

活动理论视域下“饭圈”文化的社会症候及治理路径研究

新媒体时代下,作为青少年亚文化一种新型形态,“饭圈”文化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但因缺乏有效监管而出现社会失范行为,由此产生的社会负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活动理论,从共享子系统厘定“饭圈”文化的凸显表征,其呈现出青年粉丝规模化、幕后资本逐利化、组织构建结构化、圈层互动异质化。从生产子系统探究“饭圈”文化的生成机理,其主要包括青年的情感需求、资本的推动引导、技术的保障支持。从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分工六个要素层面分析“饭圈”文化的社会症候,提出“饭圈”文化的治理路径,由此形成常态化多元共治模式,促进“饭圈”乱象的有效治理与“饭圈”文化的良性发展。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化及其现代遗产——一种社会学的取径

针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尽管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诠释,并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提出了挑战,然而,学者们在法律儒家化的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跳出韦伯的思路;而与法律研究相伴随的治理方面,当前社会学界采取的"运动型治理"等观点也并没有抓住受传统法律影响的官僚制运作及政府治理的核心所在。从瞿同祖对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研究出发,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形态研究,将指出中国传统法律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秩序法,对法律与官僚制关系的讨论也将扩充以法理型官僚制为代表的经典韦伯思路。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开发区管委会“身份”之困惑及社会化正解

开发区立法滞后、"身份"不明。身份生成机理涉及经济全球化、试错式改革之路、政治集权与经济还权的大国治理结构、"职责同构"与"条块体制"的府际关系、国家战略定位及本身竞争力等。鉴于开发区契合于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内生的契约结构、国家的战略定位、地方立法及实践的探索,法律应将试错权力配置给开发区,统一立法,将管委会身份社会化,界定为事业单位,法律、法规授权其行政主体资格,先试"多中心治理"之道。     

学科治理的学术文化逻辑与行动路向

学术文化深植于学科治理之中,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价值融通的意蕴。基于学术文化的物质、规则和价值三重属性,学科治理与学术文化具有紧密关联,即知识是物质文化与学术个体的中介,规则的集体规约生成了学术群体,文化的价值意义建构了学科治理理想。然而,当前学科治理中还存在物质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功利化取向、集体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规约化取向、价值文化至上的学科治理理想化取向等学术文化失灵表征。学科治理需要在明晰与学术文化的共通意涵、遵循学术文化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尊重物质文化基础、完善科学多元的学科治理制度,平衡集体文化冲突、建立组织协同的学科治理模式,重塑价值文化理想、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创新生态,进而实现学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流量时代“梗”的多维呈现及引导策略

梗是一种常见于青年群体的文化现象,它的生成、传播和使用具有多源性与随机性、多变性与互动性、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文化属性上,梗有着明显的狂欢化特点,既热衷于戏谑,又突出情绪宣泄。梗不仅体现了青年群体“弱者的反抗”式的文化批判,也反映了青年创造个体价值、渴望社会公平、表达爱国情感等的基本追求。梗文化在流行的同时也造成了烂梗和滥梗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政府、媒介平台、青年群体等多个层面进行治理和引导。     

公共卫生权利保障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公共卫生权利作为一项基础性法律权利，其生成机理遵循着法律权利生成的基本规律：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卫生治理开启了新征程。不断完善的立法、不断积累的法律实践和应对经验，成为公共卫生权利生成的基础要素。回顾公共卫生权利的制度化生成和事实化生成的历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公共卫生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权利协同保障理念不仅是解决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良药，更是我国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的最佳路径。展望未来，公共卫生权利保障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治理，建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亟须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保障机制。     

学校场域中教师自主发展的机制变迁与文化生成——以鞍山市钢都小学为例

教师自主发展是教师发展形态的高级阶段。但对什么是教师自主发展,哲学上有意志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思考路向。人本主义路向既体现了对教师自主权的张扬,也彰显了对教师职业尊严的尊重,更突出了教师的自我超越过程。本文以鞍山市钢都小学为个案,分析了教师自主发展的"特级教师工作室"、"同侪教师共同体"和"教师成果发布会"机制的变迁历程,分析了工作室机制背后的民间性、自治性和约束性机理,共同体机制背后的共同兴趣与需要、积极关系与理解和共享价值与信念机理,以及发布会机制背后的环境影响、自我认可和意义模式机理,并分析了机制变迁缘何促生了教师自主发展文化的生成。     

新时代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反思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战略选择,是应对新时期乡村传统治理能力衰退的需要,也是人民法庭功能定位的政治治理化的体现。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在现实中是对能动司法理念的承继与推广,农村诉讼网络的建立是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同时,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还创建了乡村社会的"和谐无讼",助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安防控与重大决策。应从人民法庭的"治理化司法形态"、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限度、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运作等角度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人民法庭更好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治理。     

“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

边疆治理模式存在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分野,区域主义模式是当下边疆治理应该提倡与建构的主导性方向。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应是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在德勒兹“空间层化”的视野下,国家在边疆所施行的治理使其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变为被国家秩序化了的“纹理空间”,呈现出基于空间上的举措而推动国家权力在边疆延伸并重塑边疆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不仅展现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而且还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空间层化”的关键在于对流动性的控制与调节,由此推动空间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的意象与机理,不仅可以理解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而且对推动流动性情境下的当代边疆治理及其区域主义转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论红色文化传播的沉浸化转向及实践进路

随着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媒介技术的不断成熟，人类逐步迈入以沉浸为主要特征的第三媒介时代。沉浸化作为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进入到红色文化视野，推动红色文化从文本传播转向沉浸传播，并在红色文化视野中生成沉浸媒介的特殊性。在这一境遇中，红色文化传播的沉浸化主要指红色文化传播中人的形态、红色文化传播时空形态和红色文化传播方法形态的发展。为适应这一转向，红色文化传播实践将从提升主体的沉浸素养、塑造泛时空的生活形态、实施传播效果“沉浸指数”评估等维度予以推进。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表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表现为：在教育对象上增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教育方法上善于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文化治理形态”；完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引领作用、克服精神缺钙风险的“精神治理形态”；明确价值导向、培育价值自觉、树立价值自信的“价值治理形态”；在个体层面加强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社会层面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心理治理形态”。坚持以系统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形态，注重整体和各个形态内部的优化趋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各形态共同发展并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     

文化视阈下的党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文化视角下考察党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厘清二者交融契合的辩证关系.从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史文化一以贯之的文化源泉,党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生动的形态呈现；从文化范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地为党史文化提供先进的范式母本,党史文化则顺理成章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从文化创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党史文化生成发达的文化根系,党史文化则与时俱进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全新的文化境域.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透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人文精神内核和价值保证。从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四化"发展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五化","新五化"表征了我党治国理政理念方式的最新发展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