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经》的美学意蕴

佛性就是被夸大了的人性.佛性论将人与人性提升到佛与佛性的高度,曲折地呈现出<坛经>的审美理想.<坛经>的自性自度的解脱观、顿悟见性的修行观以及无念为宗的思维观,实质是以禅的方式所表述的人的一种精神解放,这在中国佛教史、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坛经》的主体论哲学思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走上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禅宗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晶。《坛经》是禅宗的宗经宝典,是印度佛经以外唯一能够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坛经》的即心即佛、顿悟见性以及自性自度理论,阐述了禅宗教派的佛性论,并指出了成就这一佛性的途径。     

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

法宝是活跃于唐代初期佛教界的重要思想家,他与慧沼之间围绕“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争论在中国乃至日本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法宝以“真如种子”概念重新诠释《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并从“熏习说”的立场对“法尔本有种子”做了改造,力图从“本性”和“客性”两个方面把握佛性。法宝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五性的差别不是“本性”所具而是后天“熏习”的结果,强调佛教修行的重要意义。法宝的佛性说是印度佛教佛性说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

本文论述了《坛经》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无 念为宗的思维观。并从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中国文化艺术的相互关 系,对现代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坛经》的文化意蕴。     

佛教与萨特哲学思想之比较

佛教哲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人生的困窘给出了大体一致的诊断——对于不可能实现的完满自性的追求.对佛教思想来说,人生的困窘可以通过“无执”得到一劳永逸的解脱,而萨特则认为,由于在本体论上的限制,人生注定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挣扎.但是,如果对生活的思考最终得出否定生存本身内在价值的结论,那么,这种思想也必将是难于自恰的.     

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由于他们各自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同,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和取舍也各有长短,因而在吸收和批判“佛性说”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风格。对于这一点,二程虽然心照不宣,从未公开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已经在南宋以后朱熹与陆王学派的斗争中显示出来。因此我们说: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确定了理学思想的基本格局。二程之间的不问点,只是理学内部的两种倾向,作为整个理学体系来说,是由二程在以儒学为骨干、兼收佛老思想的前提下,共同完成的。 一.在“性即理”命题上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佛教各宗派对“佛性”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来看,“佛性”具有三个特征:(一)它是宇宙一切法的本源;(二)“佛性”包含在一切法中;     

佛教言意观与南朝文论家的语言艺术论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它对东晋南朝佛学理论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但也应看到，佛教对于言意关系问题有独特的认识和思维特点。论者对佛教言意观的评价差异颇大，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早在东晋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融合已采取寄言出意之旨”①，而王钟陵先生则认为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在佛教徒这种玄学化了的佛教哲理语言之中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彻底鄙弃。在佛性的光轮之下，佛教徒们表现了对人类智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野蛮的否定”②。后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而前种观点则未尽其详。本文试就佛教言意观的基本特点以及其对文论的影响…     

从授记到结构化——佛菩萨信仰的演化——以于阗佛菩萨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于阗佛教中佛菩萨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萨崇拜是未与佛崇拜结合并未经体系化,体现的是佛菩萨对王权的护佑、对国祚的振隆之意义。这种模式建构了佛教菩萨与名山的关系;随着佛教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菩萨崇拜与佛结合起来,进入结构化组合模式。由于其理论受不同经典体系的影响,这种组合模式在石窟和殿堂中运用较多。     

《大乘起信论》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大乘起信论》这部佛教论著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的关系：一是《起信论》主张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心”的性质,即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和“生灭门”,而禅宗的“法由心生”,都强调心在成佛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起信论》的顿渐融合、止观具行的主张对以后禅宗的“悟修统一、定慧双修”有着明显的影响;三是《起信论》的“己身有真如法”和禅宗的“自性自度”,都是在讲在修行过程中,完全靠“自证自悟”,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从生死到涅榘,从苦难到解脱,从无常到永恒。结论是：《大乘起信论》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为后来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析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

“自性”是佛法义理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尤其是在有部和中观宗的论典中频频出现,所以,本文试图对“自性”这一范畴进行试探性分析,通过比较有部与中观宗的自性范畴,明确双方对“自性”范畴的使用是一种同名异议的使用。并指出有部论典中出现的“自性”一词,其意义与“自相”相当,指诸法的功能相状,而中观宗的“自性”是一种假设。     

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十二世纪时期的"星魔圈"

文章通过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黑水城出土的12世纪"星魔圈"的详尽描述,阐述了当时西夏国内崇拜天神和星宿的基本本质、盛行的原因及意义.并通过对星神崇拜绘画造像学的分析,指出了行星崇拜和星宿崇拜与佛教和道教之间的联系,西夏国之所以重视天文学和占星术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地理位置,根本上是受佛教、道教和藏传文化以及传统的中亚文化的影响.深刻地体现了西夏"多元文化"的思想内涵.     

本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的根本内涵——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三

印度佛教强调心性的寂止方面,最关心的是空寂洁净的心性不受外界凡尘造成的烦恼所干扰,而深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中国佛教则在继承印度心性论哲学的同时,更侧重于心本体的清静与本觉,从直觉认知角度,理解成佛与本体觉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宗教理论与实践上为体验和顿悟佛性找到了一条捷径。中国佛教各派由渐悟而最终都走向顿悟,正是心体本觉说带来的必然结果。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道生佛性说与孟子人性论的比较

<正> 晋宋之际的佛学大师竺道生所倡导的佛性说与孟子的人性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平行性,对于这种平行性的揭示,可以说明佛学在中国的繁荣,除为人所瞩目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的影响以外,还有传统的孔孟思想为其基础。一、道生佛性义略说在竺道生那里,佛性首先被规定为一切众生的本有之性:“良由众生,本有佛之见分,但为垢障不现耳。佛为开除,则得成之。”(《法华经·方便品疏》)所谓本有,是指佛性非因缘和合而成,其本身具有独立自主的实体性质,因而是最高真实。依据佛教观点,现象     

贵州临济禅宗大师赤松的禅学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赤松和尚是清初贵州佛教思想史上一位著名禅师 ,他一生寻师访道 ,参禅见性 ,是临济禅宗佛教正宗第三十三代传人。他作为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的第一代开山 ,创办禅宗道场 ,培养佛门弟子 ,法流蕃衍 ,遍于黔中 ,饮誉西南。其禅学特征是 ,在宇宙观上 ,以“真如缘起”的佛性论为基础 ;在认识方法论上 ,既以棒喝齐施为宗风 ,又假借语言文字以方便说法 ;在佛教内部倡导禅净合一 ,在佛教外部主张佛、儒、道三教融合 ,在禅学思想上反映出鲜明的调合色彩。     

黑格尔自由观辨正

本文认为“自由”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不无价值意味的本体性范畴，并指出这种自由观的契机在于把本真的实体同时理解和表述为能动的主体。在着重揭示了自由的“自性”、“自信”、“自在而自为”的品格后，本文从自由与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与历史、自由与艺术、宗教、哲学的关系方面对黑格尔的自由观作了系统阐发     

论隋唐道教"道性"论对于佛性思想的吸收

隋唐道教关于道性起源有"本有"、"始有"、"亦本亦始"三种观点,而这些说法恰恰与佛性论的三种理论直接对应,显然是从佛教之中直接移植的。而孟安排所言的五种"道性"是将"道性因果"与"亦本亦始"两个方面的问题合为一体的尝试,同样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与佛性常清净的思想相似,三种道性说都是持"道性"本来清净的立场,这样便有一个清净之本体与妄染之心的关系问题。隋唐道教对此有多种略有区别的诠释,而以"心性清净,烦恼所覆"的理论模式和"两半义"最重要。这两种理论都是在吸收佛教中观学的基础上,将道教的传统思想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僧肇的心体论及其在中国佛性论建设中的地位

在东晋佛教史上,僧肇的出现代表着“六家七宗”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印度佛教已经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长期依附,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僧肇的心体论思想与真正的佛性论思想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的般若无知论还是万法唯心论,对于竺道生佛学思想的产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佛教与白族本主崇拜神系

白族本主神系接纳了一部分佛教神祗,从而形成这一部分佛教神祗以佛教神祗和本主神祗的双重身份在大理地区被佛教徒和本主信徒同时崇奉,却未引起任何宗教冲突的奇异现象.究其原因,当与两种宗教的相互认可、白族本主崇拜特性、本主选拔标准及信徒的认可有关.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