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

明清两朝,运河贯通给鲁西带来生机,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书院遍布,科举兴盛,文风馥郁,硕卿联蹁.山东运河区域涌现出的众多才俊,以其不凡的宦绩和著述,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明清运河区域茶的分布及其商品化研究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众多的人口、兴盛的市场、生活的丰富,刺激了茶的种植、贩运与销售,茶成为了运河区域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又刺激了茶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大量茶馆、茶棚、茶庵纷纷设立于城市与乡村,并与信仰文化、慈善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近代企业在运河区域的创办及其社会影响

运河区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 ,也是近代企业集中的地区之一。运河区域近代企业的创办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对近代观念转换和近代民主制度汲纳等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

中国运河文化自隋唐以后形成,明清时期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运河河道及其独特的工程设施、城镇网络、河政管理机制、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商业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及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趋同,是中国运河区域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开放性与凝聚性的统一,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多样性与一体性的统一.是中国运河文化的突出特点.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学术研究综述

通过对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的成果的概括。分析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领域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薄弱环节，以便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20年学术经历之检讨

文章回顾了二十多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从中国近代人口史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从书斋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研究历程。     

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

明代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地主阶级内部思想上的分化,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对运河区域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冲击。明代的政治改革,又赋予了书院教育新的内容,为科举服务的应试型书院逐渐取代了以探讨学术为中心的讲学型书院,完全成为名利者之场。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晋商与明清鲁西运河区域商贸盛况探析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繁盛的漕运及宽松的漕运土宜政策,促进了运河区域的商品流通及贸易繁荣。得天时之机、地利之便、人和之利,晋商纷纷来到鲁西运河区域从事经商贸易活动,或坐贾经营,或转运批发,成为活跃的商贸群体,势力强劲,实力雄厚,甚至垄断了某些行业的经营。晋商在鲁西运河区域的商贸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江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的交通、宽松的政策以及遵诚重信、以义取利所营造出的良好经商环境在促进商品贸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地方秘密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兼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

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领域,地方秘密社会史研究尤为薄弱。《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一书在研究内容、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料运用等方面均不乏创新之处,是地方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力作,也说明地方秘密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     

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

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追求和实践.田野和社会都包含两层含义.区域和整体是辩证统一、普遍联系的,从区域看整体是社会史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吸取和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发展和创新的必要条件.走向田野要将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有机地结合起来.     

何以研究明清以来“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晋水流域是作者三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学术田野点,她不仅因晋祠而闻名,而且因清末民国时期晋祠镇名士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而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如何开展晋水流域的社会史研究,文章提出三个设问,即为什么是明清以来,为什么是以水为中心,为什么是晋水流域,并对此逐一加以阐释,意在表明尽管晋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只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个案,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反映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对"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的一个有力实践。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走进田野的历史人类学——评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追溯,也是包含阐释框架在内的世界观.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是近年来区域社会史宏观与微观研究交汇的力作,它从观念上提出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并且在"小"与"大"的历史之间寻找一种反思和架叠式平衡,在形形色色的"区域"(地方、都会、市镇)个案中论证"社会"在"历史"中的有机性,以及整体史的可塑性.     

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秋镇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重要市镇,也是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在其空间范围内,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显惠等信仰,又有被称为杂祀的任疯子信仰.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礼制意义上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的对比性研究,可以揭示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的力量,探讨运河区域中各类人群的共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离合与共融.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路径的形成——兼论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研究路径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的博士论文与其接续发表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科学的规范结构》形成了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科学由传统上看作是一种知识进而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呈现出从作为一种知识的科学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到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的内部规范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路径对于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的深入展开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