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人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曾纪泽对法越南交涉的原则与失败原因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誉驰中外的中年外交家。他在出任清朝驻外使臣期间,办理了三桩重要外交,其中对俄伊犁交涉、对英鸦片税厘并征交涉成功,赢得了国内外众声交赞,而对法越南交涉失败,则谤怨四起,迄今史学界亦评说不一,本文拟就曾纪泽关于中法越南交涉的原则立场,策略手段及失败原因作一粗浅探讨。中法越南交涉源于1874年越法两国签订的《和平同盟条约》(法国也叫“1874年条     

从越南"少林寺"看中越文化交流

越南"少林寺"寺名反映越南人对汉字文化的认同;从"少林寺"建筑、造像和神像反映越南佛教与中国佛教大同小异的特征.中越两国文化关系,同是根本,异是枝节.     

张荫桓保侨思想的成因

19世纪末．晚清政府与美国就排华的交涉是晚清外交关系中的一页重要篇章。在美国排华运动最剧烈的时期，晚清政府派张荫桓担任驻美公使，与美国进行交涉，最终为侨民争取到了一些权益。张荫桓的保侨思想，对他能积极与美国就排华的交涉有重要意义。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苏联介入越战后,中国对越援助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处理外交事务日趋务实。援越抗美战争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与越南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友谊。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诸多启示。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

对日绝交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一直的呼声,国际联盟内关于中日战争讨论的进展是南京政府将对日绝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契机。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及伍朝枢曾对绝交利弊进行过仔细分析。驻日公使蒋作实公开反对对日绝交,蒋介石认为此时对日绝交显然是弊大于利,不愿实行。其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不交涉”,渐渐转向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薛福成与中英梅生私运军火一案的交涉

梅生案是上海、镇江两海关在1891年查获的一起以英国人梅生为首的私运军火案。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该案由上海会审公廨审理,最终的结果是判处梅生九个月监禁。此案显然是重罪轻判,清政府对此判决深为不满,责令当时的驻英大使薛福成就此案与英国外务部进行交涉。经过多次艰难的交涉,梅生最终被驱逐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尊严,阻止了军火走私的蔓延之势,从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     

雒越铜鼓与东山文化——驳“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说

雒越铜鼓与东山文化——驳“越南北部是铜鼓的故乡”说刘美崧越南学术界鼓吹“铜鼓起源是在越南的北方，创制铜鼓的人是雒越人”。他们的“依据”是：《后汉书》说马援得雒越铜鼓的记载；在越南北方收集和保存的１００多件铜鼓，其中有５０多件属于黑格尔分类法中的第一类...     

1949-1950年间美国卷入对越干涉的再考察

本文认为,美国以直接援助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和其所认可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方式卷入在越南的干涉虽然直到1950年才成为现实,但至少早在1949年美国就有这方面的意向,而其根源则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美国卷人在越南的干涉固然与它对苏联的威胁的担心进一步发展有关,但在越南遏制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排挤法国势力的双重目标才是其卷入在越干涉的基本原因.     

日本政府处理“冲绳问题”的战略构想与对美交涉

"冲绳问题"在战后日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初期美国在冲绳实施军政统治,日本政府无力收回,遂将冲绳作为与美国进行媾和谈判的筹码,以牺牲冲绳的方式达到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目的,同时又竭力通过外交交涉的途径将冲绳的主权保留给日本,为日后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埋下了伏笔。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援助越南与韩国独立运动的比较研究

越南独立运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东方民族反帝独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和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融为一体,组成了东方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对越南和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不仅公开化而且其规模和力度也大大扩展和加强。然而越南和韩国独立运动在援助体系、活动领域以及与国内独立斗争的联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并由此导致了不同的影响和后果。     

19世纪法国对越南的侵略

越南和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在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他们不仅在越南传教,而且还要把这里变成殖民地。在此背景下,越南朝廷实行禁止传教的政策,驱逐西方传教士。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此为借口,于1858年发动侵越战争,逐渐把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从此开启了越法两国关系的黑暗时期。     

论1946年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选择及其后果

抗战胜利后所出现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国民党面临着和平民主或内战独裁的两难选择。最终，基于党派及其私人的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共产党力量的低估，国民党选择了内战政策。这一错误的政策选择，使国民党政权很快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丧尽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

抗战胜利后初期 ,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 ,为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 ,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这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历史趋势。但政学系最终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 ,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随后 ,内战全面爆发。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是国民党监察组织的辅助机构,通过党员监察员的调查、规劝和检举等工作,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监督,以保证国民党党员能够执行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当时已失去其革命性,这种做法不仅在外部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在内部,也由于其将监察网变成特务网而引起内部互相猜忌,使国民党党员人人自危,有良知的国民党党员也不顾一切“叛党”。党员监察网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     

越战和谈中的中国因素新探

1972年是中美缓和与越战和谈的关键一年,二者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越南问题最终和平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缓和后客观上给越南带来的孤立感和压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中国为了与美国缓和向越方施压的结果。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区的通邮——以华北之晋绥边区为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使各战区邮政能够互相畅通，在中华邮政协助抗日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国统区与根据地之间的信息畅通，更好地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共两区正式通邮的号召。晋绥边区为切实贯彻通邮号召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了国共两化信息畅通，为更好地合作抗日做出了贡献。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抗战时期确立国民党总裁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抗战时期国民党总裁制确立的必然性,一是蒋介石不断膨胀的权欲与国民党封建独裁统治需要的"天然"结合;二是国民党当时强化其组织,消除内部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等弊端的现实要求;三是国民党加强和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其总裁制确立的现实可能性,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蒋介石已具备了充任国民党总裁的主观条件;三是全国人民及各种政治力量"拥蒋抗日"为其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国内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