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史料辨伪

古蜀史是指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前西蜀地域的历史。在古蜀史料中关于"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王,黄帝后世也"、"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的记载皆出于战国后期及秦汉时期。从有关这些史料的典籍的时代及所述史事的考辨,可以证实近世所建立的古蜀世系观念是由传说而"层累"地造成的,它仍属传说的性质,并非信史。近年学术界在研究巴蜀文化时存在一种以"信古"的倾向出发而将传说与史实混淆,未能对有关史料进行辨伪,以致难以认识古蜀社会性质的真实。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雀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地位和作用比较

在古蜀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经济发展中,对外贸易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 进行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规模更大,军事行动更频繁,军事为争夺贸易权的目 的更加明显而且强烈。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大,是形成受军 队保护的王权、神权、法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 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而主要依靠宗教和军事实力为保障的政治势力来治理国家。     

先秦古蜀与古印度之古蜀对外交流的内涵特征

从郭沫若史著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出发,梳理先秦古蜀与南亚古印度相关的考古研究和文献资料：古蜀产丝的证据、对外传播路径、“支那”与蜀锦的指代关系;古蜀象牙的遗物和遗迹,古蜀与周边产象地区关系,与盛产象牙古印度的交流关系;古蜀海贝与古滇海贝都是作为贸易交换的等价物,称为贝币,具有货币的功能等,再结合近期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总结出先秦古蜀对外交流的内涵特征有体系庞大、动静结合、互动来往、采借演变等。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开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 ,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提供了重要例证 ,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     

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古蜀与南中诸文化的关系

在先秦、秦汉南中地区,即今四川省西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分布着氐、羌系的徙、筰都和夷、丹、犁、白狼、槃木、唐菆以及濮越系的僰、邛都等族群,这些族群多在各自的小生态中形成了组织程度高低不一的政治集团,其经济开发和文化成就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分析,古蜀王国从商代就开始向南中地区进行跨生态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这种扩张在春秋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目的在于获取南中的丰富资源,尤其是铜、锡、铅等战略资源。     

黄龙溪古镇的历史文化脉络

新近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黄龙溪古镇,素以历史悠久和水乡风光秀丽闻名于世。然而,该镇究竟“古“到何朝何代,却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黄龙溪镇的历史文化脉络,认为:黄龙溪镇是古蜀王国最后的军事据点;是三国蜀汉政权的圣迹之地;是崛起于宋代的乡村商业集市;清初以来新兴的移民场镇、水运码头。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

目前已经面世的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均是从近现代四川方言的词汇出发对四川方言进行静态描写,对于唐以前文献中的巴蜀方言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明清两代开始形成的现代四川方言是以古代的蜀语和秦汉以后的巴蜀方言作为自己的底层,对蜀语到四川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还是开拓性的工作.中上古蜀语研究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史的完善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对三峡江南入蜀古道的有关认识

长江三峡南岸入蜀古道,是除三峡水道外又一入蜀的重要陆路通道。此道东起湖北宜昌市江南点军区姜诗溪口,西至利川市谋道苏拉口,全长500公里,东连着丰饶的荆楚大地,西可通往“天府之国”的川西平原,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318国道路线大致上走的就是三峡南岸的西行入蜀古道。古道始筑于商周时期,沿用于秦汉以后一直到现在。历史上每到朝代更替之际,它都被用作军事通道,而太平盛世之时,它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交通生命线。在古道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墓葬、窖藏、桥梁、石碑、石板路等各类古文化遗迹向我们叙述着昔日商旅、驿差、军队、部族人群等在古道上往来奔波的繁忙图景。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中国十二生肖起源地探微——基于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玉器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认为它是从古巴比伦王国传入中国的。然而,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的大量含有十二生肖的玉器,则证实了中国十二生肖起源产地并非古巴比伦,也非世界其他国家,而就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这是在中国以前考古遗址中从未发现过的。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四库抽毁本《书影》“提要”考证

明末清初人周亮工所撰之《书影》系四库抽毁书 ,目前世传有五种版本 ,最近作者见到故宫珍藏的内府精抄本 ,系新发现的另一版本。以故宫本的《提要》与世传本的四库《提要》比较 ,改动较大 ,却从未见研究《书影》者提及过 ,可证这是一个从未刊刻流行过的《提要》新版本。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