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社会主义观

哈耶克单从制度层面上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种排除私有制,实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建构理性主义,并且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标尺,断言社会主义必然通向奴役之路。本文认为,哈耶克视域中的“社会主义”至少在三个方面与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相悖,可以说,哈耶克的社会主义观从方法论上看是偏执的,其结论也是荒谬的。     

哈耶克进化理性主义中的建构理性成分

哈耶克理论认为文化规则、道德、制度等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理性建构、设计的结果,但他的理论也表现出许多的建构成分,如认识理性自身的局限性需要理性、理性具有许多建设性使命、理性可以改造传统等,这就使他的理论出现了建构与进化的范式矛盾。     

哈耶克自由观的逻辑谱系

哈耶克依循有限理性—有限知识—有限自由的逻辑谱系构建起他的自由观。他在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同时指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哈耶克看来,人类以其有限理性获取的有关已知事物的知识是有限的,历经无数次试错而积累的有限知识主要具有否定性功能,它只能告知后人不能做什么,而不能为人类的未来设计出一套完美的行动计划。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许多复杂现象是理性所不及的,理性不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个人行动不能受他人或组织意志的支配,这就在逻辑上为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创制出了无限的空间。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理性与传统视域中的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哈耶克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哲学上偏好折衷的他,把共和政体看成理想政体,但同时他又指出政体中理想的、最优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对人类理性与政治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争论不断,有的强调理性设计的关键性作用,有的赋予历史、传统以超越每一代人的理性的力量(如伯克)。19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密尔,对思想史出现的两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哲学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调和,使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表现的相信理性而又尊重传统的政治智慧得以重现。20世纪60年代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反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哈耶克,其理论观点的继承性也许值得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制序分析中的理性定位问题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纵观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合理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建构制序和自发演进制序关系的前提.本文在综合比较凡勃伦-康芒斯-诺斯建构理性观和斯密-门格尔-哈耶克演进理性观两条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整合两种社会制序,并推测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可能是制序变迁的作用机理.     

哈耶克、欧克肖特与理性主义批判

哈耶克和欧克肖特都被认为是二战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代表,他们都从理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剖析。在理性主义批判中,哈耶克主要从分析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入侵着手,而欧克肖特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两人都着眼于寻找理性的限度,为技术理性划定界限,反对社会研究中的理性自负。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及其解答

由西方理性主义所催生的现代管理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复杂多变的知识经济时代之时面临着一场困境。＂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无法再以更新理论、＂创造＂人性等手段来满足时代之需。这一困境是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理性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管理困境的本质其实是管理理性的困境。究其根源,是工具理性的单一主体性导致了管理主体的权威独尊和话语霸权,进而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立。对此,我们提出以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理性为主要内容来建构新的管理理性,使主体性管理转向主体际管理,以此作为对现代管理理性困境的解答方案。     

经济学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比较研究

经济学研究中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理论体系。本文对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和经济进化理性主义分别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这两种理论体系进行了对比。本文认为 ,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理论体系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很有意义     

理性的倾斜——茅盾文学批评的再评价

茅盾的文学批评打着鲜明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烙印,无论是早期对新浪漫主义的倾心还是后来对写实主义的执着,茅盾都坚 持着“学说本来是工具”的实用主义批评理念。“实用”与“工具”成为茅盾文学思想和批 评观念的内在价值参照,由此决定了茅盾文学批评偏执于文学创作的客观与理性,把一切 都放在“实用”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在茅盾看来,革命是事业,文学是手段,他从未完全沉 醉于艺术的审美王国,他的批评理路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追随着和配合着 政治斗争。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之后,更加注重从阶级分析 上把握作品,过分强调题材对作品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对“实用”的倾心,对客观与理 性的推崇,对现实生活的执着,使茅盾的文学批评失去了应有的舒徐有致而呈现着 矛盾的驳杂状态。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亲和性关系研究——论齐格蒙特·鲍曼的理性主义观

齐格蒙特·鲍曼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及其功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与理性主义演变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再次论证了理性主义是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同时也是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主要原因。     

如何理性地思考"国学"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很多人对"国学"的理解存在误区.现代学术相对于"国学"来说是进步,而非退步;现代学术可能存在一些误读,但这并不是现代学术的必然结果,"国学"研究当然也必定存在诸多误读;"国学"的气度应该宏阔,不应该只研究"中国的",而应该放眼世界;"国学"热的真正原因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绝不是其偏狭性.最后,我们呼吁,应该理性地思考"国学".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理性的从容"--论王蒙的理性精神

王蒙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有着丰硕成果的思想家.理性成为贯穿王蒙思想的主线.王蒙的理性精神有鲜明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多元的文化观;建设意识;历史主义态度,以及中道原则和辩证思维.王蒙的理性精神是由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是来自实践的启示,所以始终亲和人民,与时俱进,生机勃勃.     

行政问责的制度理性--一种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效应分析

当一种制度安排不足以提供合理的行为指导,或是难以发生社会效益并实现公共利益时,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规约性的制度安排,它的建构依赖于一种理性的逻辑及其规范的框架,即制度理性.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发生较大或更大的成本支出,但在若干次的变迁进程中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完善和有效的责任约束体系,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随之衍生的制度效应则是无法估量的.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论人格权的理性主义传统

人格权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的、从而是对人的认识的问题。从罗马法到当今民法,对人的法律塑造始终受到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近代人格权概念的承认亦然。而近代以降,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更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进路的缠绕博弈。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人格权立法,首要问题是厘清对人格权的传统的认识,其次才涉及立法体例与立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