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人”说的现代启示

庄子的“天”“人”说表达了万物为一的宇宙整体观念,说明了人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以及人应当顺应自然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观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安全为天”的伦理阐释

“安全为天”决不能仅仅作为一句安全口号和标语,而应当作为企业安全伦理最基本道德理念和道德法则。它是企业伦理主体对人的生命安全利益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情感关怀,体现了人的生命安全利益至上的根本性伦理道德法则,并且要求将“不伤害”原则作为企业安全伦理的普遍性的底线伦理原则。     

鲁迅笔下的“猫头鹰”及其他

鲁迅把猫头鹰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象征 ,分别在《秋夜》和《铸剑》中塑造了为“争天”而呐喊和带剑去“杀天”的猫头鹰的战斗形象     

从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看其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荀子的著名论断“明于天人之分”指的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明确划分,其天概念指的就是自然界,即只具有自然之天的涵义。事实上,荀子指的是天与人各自职分的划分,此天并不是仅指自然界,而是具有自然之天与宗教之天的双重内涵。     

先秦儒家天论不存在从“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范式的转型。在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孔、孟、荀"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广而论之,就先秦两汉儒家哲学而言,"宗教之天"与"哲学之天"不仅自始至终都是裹挟在一起的,而且"宗教之天"还有逐步强化的趋势。     

“天参”试解

张载的＂天参＂概念,说的是宇宙和万物的本性。这个＂参＂,既是一种参杂和合的作用,也是一个鼎立而三的数目,还可以用一个文字图象极两两来表示。这是由＂一物两体＂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所形成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一＂和＂两＂,不仅有常识所谓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关系,更以其神、化而存在着彼此相待、相得益彰的关系     

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从出土文献再论荀子“天”论哲学性质

近代以来,在用西方话语系统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荀子"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从“天”和“上帝”的内涵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自古至今,很多学者主张"儒家学说"就是"儒教"(本文不讨论该主张是否正确,只把"儒教"视为"儒家学说"的同义词).由孔子开创的懦教,数千年来一直是汉文化圈宗教"哲学"思想的主流.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认为,我国实施的二元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二元财税体制是"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农村中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城乡政策上的差异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县乡结构膨胀进一步加重了"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则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天神信仰与黄帝

先秦以周王朝为代表的华夏诸国信仰的至上神“天”,原本是周人远古始祖之名。天鼋是天族分支的族号而不是人名,周人祖先是天而非天鼋(轩辕)。西周建国之初武王为天所上尊号黄帝,后被讹传为轩辕之号。之所以周王称为“天子”,周人在立国之前一直祭祀天而不是帝喾或天鼋,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是天之后代。周人最先借用表示其祖先意义的“天”字来代指同音的天空之“天”。在世代文化传承的历程中,天神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其内涵由祖先偷换为自然之天,人天关系也由有亲变为无亲。至西汉董仲舒使天人重新有亲,已经不同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而是兼哲学和神学意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化。华夏天神信仰原本是祖先崇拜,不是自然崇拜,更与观念神无涉。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探讨,如果能从原初的人祖阶段开始,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试论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

古代文艺美学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文艺观,苏轼作为这一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自然”概念不仅散见于他的诗文书画理论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自然”以本体论意义,提出了“不能不为之为工”、“无意为文”的“自然”艺术本源论,“身与竹化”、“无法之法”的“自然”创作论及“平淡”的“自然”风格论,由此使其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