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

由唐至宋,中国封建社会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精英和代表——士大夫阶层。科举制逐渐上升为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断地净化着官僚队伍,使官僚队伍成为典型的士大夫阶层。展示这一阶层的心态与行为,从而为正确评估他们的历史活动提供参考,是本文主旨。 一 探讨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

自足自给的小农生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因而商业不发达,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而居“四民”之末。封建士大夫自鸣清高,瞧不起商人,鄙视经商活动,以为交易市场乃是尔虞我诈、嗜腥逐膻的肮脏地方,在士大夫和工商阶层之间横隔着一条很深的历史鸿沟。唯自明代嘉靖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结构     

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

官本位,既是一种以官位高低作为评判人的价值尺度或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心理意识,又是一种政治文化,包含了官场生态的种种弊端,亦可称之为"官场病"。从分封到士大夫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小农社会与士大夫社会的合流,是中国官本位意识形成的社会原因;从世爵制历经乡举里选制、九品中正制直至科举制的变迁,官本位意识得以最终确立;而儒家真精神趋于异化乃至沦丧,则更是官本位意识的文化成因。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晚明专制统治出现一定的松动,通俗文化与主流文化双向互动,世态民心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社会主流文化发生嬗变,新思想从旧体制中潜滋暗长。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科举制官僚政治体制息息相关,科举社会的成熟发展,塑造了主导社会文化的文人阶层,看透科举官场病态角逐的知识分子,动摇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社会内部思想震荡溢出传统政治秩序的藩篱。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使科举制下知识人群体的主体意识觉醒,营造出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舆论场域,在社会诸多层面形成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叛离。伴随西学东渐的影响,开明的官僚士大夫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早期政治伦理启蒙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客观上助推了晚明社会政治的变局。     

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论科举制的完结

190 5年中国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最终废除 ,并不能因此否定科举制长期以来的合理性。科举制的废除过程 ,是由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等几个步骤完成的。这个破立的过程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有机部分。正是在近代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的知识体系和人才观念才最终完成历史性的突破 ,即完成了道德人才到技术人才的转变。对照科举制的完结线路 ,反观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意义 ,以及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韩国的罗氏与修谱--兼及韩国罗氏与中国罗氏的关系

韩国姓氏是新罗、高丽时期崇尚中国文化模仿汉族姓氏建立的,与选择姓氏相联系的就是一些氏族将中国人作为东来韩半岛的始祖,建构氏族的早期传说与历史,族谱创立与发展过程与此密切相关.朝鲜实行科举制,形成以士大夫为中心的两班社会,是宗族及族谱文化发达的社会成因.韩国的罗氏有罗州罗氏与锦城罗氏两大支,其较为确切的历史都始于高丽王朝末年,两支罗氏在17世纪都修有大同谱与派谱,是朝鲜氏族固有世系记载向中国宗法式世系记载转变的时期,比较全面地接受中国族谱文化,也对族姓的历史进行了建构.韩国罗氏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早期的历史,需要继续研究.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进士史料辨析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增补进士时存在对徐松《登科记考》的史实错误未予纠正、解读墓志史料不够严谨以及仅以方志为史料依据确认进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登科记考》中遗留的一些进士身份真伪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错误。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关系

《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之间有的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有的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更普遍的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官吏以政治权力的不公正使用换取商人的钱财美色,商人用钱财美色购买官吏的政治权力以谋取商业上的暴利和商业之外的社会特权。《金瓶梅》中商人与官吏的金钱买卖关系基本上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与官吏买卖关系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刍议梭伦改革中财富决定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

梭伦改革前,血统原则是判断雅典人社会政治地位的唯一标准。贵族垄断国家权力,拥有政治经济特权;平民经济上遭受剥削,政治上无权。贵族和平民矛盾尖锐,因而引发社会冲突。梭伦临危受命,担当改革重任,确立了＂以财富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打破了血统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力量,提高了平民,尤其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为雅典建立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政治原则不仅奠定了私有财产的法理依据,而且调动了公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后世欧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