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堕胎问题的法学思考

堕胎问题是个世界性的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堕胎行为的限制问题、已婚妇女堕胎的决定权问题、堕胎者配偶的同意权问题、未成年堕胎者和监护人的相关权利问题,以及我国的现行规定是否合法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天主教的生命观——以堕胎问题为中心

堕胎问题在近现代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天主教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自上个世纪以来,堕胎问题开始从社会各种问题中凸显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广泛持久的争论是其基本特征,焦点则是胎儿的＂人性＂问题,由此而有的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研究进路将这一问题推向空前的深度与广度。天主教基于其特有的生命关怀及神学哲学进路,在面对堕胎问题时,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成为了全球关注堕胎问题的超越性构成力量。     

堕胎问题的立法进程及其相关的法律思考

堕胎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世界各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一，有的国家制定了《反堕胎法》，禁止妇女堕胎；同时，又有一些国家认定堕胎合法化。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对待堕胎问题的态度和立法状况，最大限度地了解其争议之所在，可以推进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进程。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行为自由学说

赫费认为人的行为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行动及放弃,实践理性是引领行为的、使行为合乎道德的理性。赫费从理由与行为间的关系、一种纯粹的发起者身份及人类学视野三方面认证行为自由。鉴于人是在有意识及自愿的情况下采取行为的,可对人的行为进行责任认定和评估,认定及评估的依据便是行为是否在合乎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实施的。正义原则既为行为自由的限制也为行为自由的保障确定了唯一合法的尺度。     

罪与非罪: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

堕胎在20世纪的中国罪与非罪的历史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堕胎罪是20世纪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可以折射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存在的问题,即法律受到了意识形态、外交因素等的过多影响。同时,它也反映出了近代法律人急躁冒进的心态。     

关于自由的一个追问

自由是有限制的,法律是对自由的限制,道德规范习俗惯例也是对自由的限制。自由所以要有自己行为的边界,因为它本身有局限,即如果任其自发演进,挥动的"拳头"会伤及他人。自由本身的局限成为自由发展的"软肋",维护秩序成为对自由最强有力的"阻击"。问题的吊诡在于。秩序对社会来说是重要和必要的。因此之故,自由与秩序保持适度的张力应当成为发展的旨趣。这当然是一个远比想像复杂得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由的局限,反倒更有利于自由的发展。     

论实现自由的行为状态

自由是实现主观目的、满足个人欲望的一种行为状态。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自由的,自由的实现需要一定的行为状态:一、尊重他人是实现自由首要的行为状态;二、限制个人欲望是实现自由必需的行为状态;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实现自由基本的行为状态。     

当代小说中的生命意识与身体权利分析

生育是人类种的繁衍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生育是社会的积极行为而被允许自由生育的时候,它是合法的;但是,当权力视生育为消极行为的时候,将被取消生育的权利而加以限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确立了权力对身体权利的一种限制,也开始了身体权利对权力的一种隐性对抗。政策考虑的社会利益问题是人们不怎么关心的,而人们念念不忘的想法(男孩、多子)又是权力所要阻遏的,计生与超生在抓与逃之间游移。     

任性、自由及其反转

任性与自由都可以表现为对于限制的否定,但这仅仅是二者在形式方面或外部特征上的相似。自由作为对于限制的否定,其内容必须符合于规律性、必然性的客观要求。而且,自由诉诸人的理性。任性则往往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任性行为的结果,极易造成与必然性、规律性的冲突。自由是在合理规范的限制下否定不合理的限制,而任性则对合理的限制也予以否定,从而使欲望成了规范网外的脱缰野马。就个体而言,本应自由但最终却陷入自由的对立面的情况,可称之为自由的反转。在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状态中,自由的非主体性反转尤其值得注意。     

浅析市民法之价值核心

市民法之价值核心,即自由.在罗马法中,自由的理念并非是绝对精神自主地实现自己,市民法的发展昌明无论其主体地位的普及抑或确认法权关系的精密可操作性,俱与人之解放这一市民法的信念相关联.在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仍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却非对法律行为的理念自由的否定.     

论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的法律限制

互联网信息传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和开放的传播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的旗帜下可以为所欲为。对互联网信息传播进行适当的法律限制是互联网信息传播权得以顺利行使的重要前提。互联网信息传播权的法律限制在范围上既包括对传播内容的限制，也包括对传播行为的限制。     

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及其认定

在我国刑法上,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其立法根据可以认为是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但将醉酒状态下的行为笼统地看作原因自由行为而予以追究,这不仅有违具体的正义,而且有停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因此,探讨原因自由行为的认定问题,就具有现实意义。一、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与刑法原则之冲突原因自由行为,又称原因中的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①。在此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虽然处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的状态…     

“独立性”与“优先性”——诺齐克与罗尔斯的自由之辩

"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才能被限制",这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句名言。但是,自由如何被限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限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其一,自由只能被自然概率所限制,这本身不能叫做限制,因而,自由是独立的;其二,自由只能因社会合作体系的平等需要而被限制,但是,必须保证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因而,自由处于优先地位。这就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JohnRawls)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别,前者追求自由的独立性,后者追求自由的优先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     

道德困境下的司法难题——从罗伊判例说起

罗伊判例是美国宪政史上争议最广泛的焦点问题之一,它围绕着妇女堕胎的天赋自由与基督教传统信念的争执展开了激烈的主题讨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司法解决道德问题的论证也引发了众多的质疑和批评。如何在一个道德多元的社会维系司法的正当性职能已经成为最高法院面临的一个切实难题。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论法律人格的本质

私法作为人本主义和权利本位的立法,以法律人格的确立与保护为核心。法律人格即人的私法地位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由此自由应当是体现为法律人格的正义。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根本在于其作为自由的存在并受自由的保护。人只有在享有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自主地根据自己的意志判断和支配自己的社会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因此也才是具有法律人格即一定私法地位的人。自由是一种社会存在,意志本身的自由只是精神自由,而不是行为自由,只有行为自由即社会自由才是规范的自由亦即法的自由。它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限制与影响。     

列维纳斯:越向自由与伦理的美学

现象学显然是列维纳斯哲学的真正起点,但他最终越出了现象学与存在论,并且确立了一种自由的“伦理学”.当然,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并不是要建立一种道德规则或伦理规范.毋宁说这一“伦理”指的是关切他者、关心自由的形而上学伦理.在一定意义上,列维纳斯的哲学是一种“自由”哲学.列维纳斯说,胡塞尔的“意向性”本身就是意识自由的实现.但正是从这里发现列维纳斯了问题,他认为他人会质疑我的自由,我对他人负有责任.由此,列维纳斯渐次展开了他的伦理形而上学;从而也开始了他的伦理性自由哲学之思.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以审美方式看待世界的行为;或者说,它就是列维纳斯的美学.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道德绑架妨碍了道德自由吗?

道德绑架现象不断出现,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流行意见认为,道德绑架之所以让人不悦、应当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这种行为妨碍了受事方的道德自由,它是一种道德错误。然而,这种流行意见并不正确。它自相矛盾,并很可能混淆了自由和道德自由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区分两种意义上的道德绑架:常识理解的道德绑架和真正的道德绑架。只有在后者中,道德绑架才会妨碍道德自由。对前一类现象,我们应更多地提倡道德担当。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