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阳地区基础教育阶段国学教育的实施

在国学教育日益兴盛的背景下,基础教育阶段更应重视并且切实有效地实施国学教育,因此,确定国学教育可行性规划势在必行。根据对基础教育阶段国学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探讨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渗透国学教育的有效途径,从而提高毕业生的人文素养,为基础教育大力推进国学教育储备优秀师资,同时拟定恰切的国学教育课程目标,并以此为纲领性文件,编制国学教育教材,制定课程计划,完善中小学国学教育的课程体系,进而推动国学教育事业的循序渐进式发展。     

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国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对构建大学校园文化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应通过营造具有国学经典色彩和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开设国学教育课程,倡导经典诵读活动;开设校园国学讲坛,开展国学沙龙活动;组建国学社团,开展国学文化活动等渠道,使高校成为大学生接受国学教育的主阵地。     

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 ,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 ,“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 ,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 ,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 ,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 ;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 ,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推荐书目及其文化解读

国学推荐书目在20世纪20年代的频频出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等开列的国学书目,以及《京报副刊》刊发的多种“青年必读书”书目(包括鲁迅交的“白卷”)的文化解读,在它们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的关联中,阐述国学推荐书目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论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以电视节目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为例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已作为一门必修课进入到很多中小学课堂。但是,目前存在着合格的国学师资普遍缺乏、国学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等问题。本文以国学教育教师如何利用电视节目资源开展课堂教学为例,针对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提出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提升国学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提高中小学国学教育水平。     

国学刍议

“国学”作为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概称，始于本世纪初，是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相对于“西学”而命名的。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国学”应包括语言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科技之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对于这些内容的研究，则必须以今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寻求其全新的意义。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国学与"立人"教育

现代教育在国学方面多有薄弱环节,但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对于传统国学教育的现代价值应有冷静的思考.我们有必要澄清传统国学教育的特质,总结历史上这种教育的得失成败."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学教育传统的反思,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鲁迅曾经强调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是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应当坚持的原则.我们当今提倡的新国学教育无疑应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继承,以利于塑造青少年的健康人格.国学传统中包含的可以与符合现代文明趋向的思想文化对接的积极因素,包括自由思想、民本理念、实学精神、环境意识.这些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发掘,科学评价,并充实入现代教育之中.     

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章太炎与《台湾日日新报》社

戊戌秋,康梁以变政获罪,“六君子”殉难。清廷复下钩党令,通缉朝野新党,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亦在其内”,乃应台湾总督府后藤新平函招,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