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政治

截止2008年年底,中国失业农民工已达2000万,这么个庞大的失业农民工群体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社会稳定将产生什么影响,很缺乏真实的关注和经验研究。准确的学术研究和判断是政策制订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目前有些政府和学界对失业农民工将引致中国巨大社会动荡的判断和言论,不仅是学术不严谨,而且对农民工群体非常不公。强调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问题,要从农民工的立场出发,倾听农民工的欲求,建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从社会稳定因素角度,本文从比较利益角度认为最需要关注的群体是失业大学生和农民工二代,指出社会稳定最根本的是规则稳定。中国转型已经从资源动员型转型机制过渡到制度重建型转型机制,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的稳定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政治能否从刚性体制转变为柔性体制。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选择

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促进城乡社会稳定和谐、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从本质上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制度建设和人的发展角度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相关制度,改革和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此外,也要倡导平等观念,加强农民工的素质培训和制定向农民工倾斜的扶持政策,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扫清障碍,搭建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农民工亚政治文化:相互构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亚政治文化,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路径出现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其政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状态.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理解农民工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培育农民工形成现代性的政治意识,促进其政治行为的理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要探讨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问题,必须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提出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建立农民工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方式,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社会与法律因素探析 ——基于珠三角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表现为工作不够稳定，职业收入不高，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各项福利待遇的覆盖面不广。从社会与法律因素分析来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排斥、法律认知、组织参与等因素都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一定影响，应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应对措施。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正视它的存在并积极探求解决办法已十分必要。在现阶段,我国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按照循序渐进、轻重缓急的步骤,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作出科学的安排,从而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农民工素质全方位提高的重要意义及对策思考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农民工阶层已经发展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所承载使命的客观性和素质的不适应性,要求我们要从立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进程等的战略高度,从定性定位、建立保障机制、推进教育公平、加大培训力度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角度,全方位地提升农民工素质。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在失衡的世界中失语——对农民工阶层话语权丧失的社会学分析

当前的农民工阶层是一个“沉默”的阶层,表现为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漠视、怀疑,以及农民工阶层话语权的丧失。根据具体原因的不同,可以把农民工的失语状态分为四种:自生性失语、信息贫乏性失语、制度缺陷性失语和文化垄断性失语。农民工阶层长期处于失语者地位,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回归并加强农民工阶层的话语权。     

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针对"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形成、影响及其走向,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一是利益驱动和现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民工形成阶层利益,促使社会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二是价值追求和现有社会认同取向的偏颇使具有"新"涵义的农民工要求社会认同取向的再转换;三是制度发展使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可能,而制度不够发展带来的制度歧视则成为"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及其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制度重构势在必行;四是政治发展与稳定及其政府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增强都需要"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实现阶层融入.     

青年农民工的“闪婚”现象研究——以豫西南M村的个案为例

随着民工潮的逐年增加,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闪婚”作为一种在农民工群体中新兴的婚恋形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以豫西南M村的个案为例,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充分展现农村“闪婚”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转型下农民工流动的特殊性、流动的不稳定性、婚姻挤压以及各种传统观念的角度对“闪婚”的原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最后指出,“闪婚”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工的婚姻问题,降低婚恋成本,但同时也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等各种问题。     

农民工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主体的视角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近年兴起的学术热点。学术界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假定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的必然性,用实证方式谈论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缺乏从农民工的意愿与条件的政策设计．呈现出一种研究火热、应用冷漠的局面。转换研究角度,从农民工这一政治参与的主体出发,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需要遵循渐进发展的模式,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在当前落实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权利,应该实施农民工可选择的城乡社区参与政策。     

政策性就业歧视与农民工权益保护

政策性就业歧视在我国的形成是由经济、政治、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贯穿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成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无法逾越的第一个障碍。政策性就业歧视的实行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民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消除政策性就业歧视可以通过推进制度改革、明确政府定位、转变城市居民的观念以及增强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努力来实现。     

制度困境与机会缺失: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困境(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是造成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目前社会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从而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农民工在长期失去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对制度失去信任感.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和制度曲行对农民工声望资源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曲行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更多地把制度偏好、制度曲行作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现状的原因.要摆脱制度困境,使农民工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工与制度之问的良性互动.     

金融稳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根据金融稳定概念提出的历史和出发点,对金融稳定概念进行了界定.区分了经济发展中的三种金融发展状态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金融发展对金融稳定带来的双面影响,从金融稳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系统角度全面阐述了不同金融发展状态下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时金融稳定的反作用.     

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用生态学的系统化、结构化视角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在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人类生态系统是农民工家庭所有适应行为发生的背景.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研究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社会的和生物的相结合的方法和工具,相对于单纯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方法而言,生态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构建一个可以容纳更多数据和指标的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表达和解决模式.促进和保持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的平衡,会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困境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强大的社会机制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剥离出来,接受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必然带来身份变动和身份系统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认同困境。本文结合转型时期农民工身份变迁和消费行为的变化,构建农民工认同框架与消费行为的关系模型,剖析农民工认同困境的形成机理与内在特征,引导农民工提升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