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若干问题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是各级管理者依据国家和当地的环境政策、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和教育等各种手段,调控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限制人类损害城市环境质量的活动的有关行为的总称.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是管理城市的方式方法与规制.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和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     

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研究

论述了京津冀地区环境问题对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以及京津冀地区环境的整体性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了京津冀地区环境整体性治理的新模式:建立跨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来处理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事务,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运转机制,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网络,加强政府与私营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环境治理信息资源共享系统,通过信息的共享来实现动态化、常态化、高效率地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     

公共治理视野下环境治理方式的转变

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陷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政策失灵困境,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环境管理模式、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环境资源产权难于界定、政府管理＂碎片化＂和地方主义是导致环境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公共治理视野下,构建环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环境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改革政府职能、发挥公民环境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是破解环境政策失灵的有效治理方式。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区域实践和环境政策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对其内涵、特性与限度的辨析，将有利于厘清问题实质、推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相关概念之间既有关联性，也各有区别，根源在于作为本源的“治理”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非线性与演化性、复杂性与适应性、周期性与迭代性等特点，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其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是应对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适宜模式，但其有效性具有边界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     

从环境公民到海洋公民——海洋环境保护的个体责任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行动一般是自上而下由政策驱动,需要通过拓宽社会力量自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来提升个体责任的水平。环境公民理论解决了环境治理与个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的个体责任问题主要与海洋公民这一概念相关联。海洋公民的概念既根植于当前海洋开发、保护和治理的实践活动,也直接脱胎于环境公民的理论研究。海洋公民与环境公民概念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在论基础上和论证逻辑上的同一性。当前,海洋开发、保护与治理过程亟须大力培育海洋公民和规范海洋公民行为,这种培育和规范行为一方面从个体行为着手,另一方面从公民行为环境、海洋立法与决策过程入手。     

协同视域下当代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探讨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与副产品的环境邻避冲突也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通过对国内典型环境邻避冲突事件进行梳理,总结出当前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实践中“一核多元”协同模式的应用情景,梳理出当前我国环境邻避冲突的演化趋势与治理现状,发现治理环节尚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从转变理念、提升能力、完善机制等三方面着手,对未来中国环境邻避冲突治理模式进行优化。     

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绩效.     

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特点及启示——基于SSCI来源文献(2004～2019年)的知识图谱分析

为推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以2004～2019年间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5 332篇相关文献为样本源,采用共词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可视化技术,对国际城市环境治理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研究认为,近16年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领域是城市可持续性、城市气候变化治理、中国城市化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城市可持续性是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热点领域的基础,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但伴随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协调、城市景观破碎化等城市问题,可持续性、弹性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概念分析框架,多层次治理和多元化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气候变化治理、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促进绿色空间的建立将成为未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趋势; 未来的城市环境治理研究,还应高度关注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主体困境与制度回应

2015年9月1日正式生效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环境治理参与面进行了最高位阶的特别法设计,回应了学界对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的制度需求.经过理顺环境治理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参与”是“治理”区别于“统治”与“管理”的关键所在,其优势在于可以为弥补环境决策者构制失位提供有效矫正方案.通过对参与者的人格重塑,公民、市民与消费者在环境治理中的身份得以明确,它们分而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合而为环境治理者中的重要组成,也就是“公众”.现实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也由此而生,主要表现为决策者失位、参与者身份虚化等.为此,从决策、执行、监督环节分别予以完善才是现实困境的破解之道.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防控难度大、人群普遍易感,是近百年 来人类生命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而且对各国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环境治理也不可懈怠。 以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治理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治理可以 显著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发病率,这一现象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更为明显。 本文从公共健康视角为新 《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微观证据,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政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