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灾害书写初探

《春秋左传》是记录鲁史的史传文学。以它为起点,历代史官极其重视对灾害的记录流传,后世文学更加注重对灾害的反思创作。在书写方面,《春秋左传》是目前有关春秋时代灾害记录的最权威资料。它囊括了灾害发生时间、地点以及防灾、救灾、灾害预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灾害的认识与思考。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科学浅议

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一直简称之为“史”。考史字的原义,本为官名,而非书名。所有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周书》、《周礼》中的史字,都是指官而言的。周代史官制度确立,史官名目详备。计有太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     

春秋议论文辞的文体价值与特点——兼对《论语》文体史地位的反思

人们一般以为我国古代议论文体是从诸子讲学语录——特别是《论语》——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忽略了春秋时代的议论文辞。首先,《论语》并非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其次,《论语》在艺术方面也不代表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水平,《左传》、《国语》所载议论文辞,主题明确,结构完整,表述生动,堪为春秋议论文体的典范。春秋人多通过上书和借助史官记录的方式实现"立言"的愿望,其议论文辞说理圆通,从容委曲,华实相副,体现着春秋议论文体的最高成就。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试论春秋行人的知识结构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滥觞时期。春秋行人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他们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春秋行人对《诗》、礼的掌握和运用,对以《尚书》为核心的历史知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知识的了解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揭示其在社会动荡、王纲解纽之时得以存国兴邦、抑暴制乱的内在原因。     

《春秋》体例及“一字贬褒”笔法简析

《春秋》以其简短而独特的体例和“春秋”笔法,受到了后世的关注。《春秋》一书的体例并非孔子始创而是孔子对上古史官传统遗迹的一种坚持与重新发扬。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

一 《春秋》一书是先秦时代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周春秋》、《燕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都是当时各国的史书,也可以称做“国别史”。各国的史官,将每年所发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     

《论语》的文体意义

《论语》的文体源自史官文献中以"王若曰"、"君子曰"为标志的"语"体。以"语"体和"子曰"的形式载录孔子的言论,是为了实现孔子的"立言"理想,并将他归入史官、君子这一文化传统。《论语》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的话语构建模式,它不具有真理认知的特征,而是通过指示性的陈述,将事实置于各种实际关系之中,从而表达出对事实的态度,也因而显示出个别性、即时性的特点。此外,《论语》还继承了史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经典阐释方式,即通过"辞达"缩小自己与神圣文本之间的界限,让意义自我显示出来。《论语》总是通过鼓励学生接近真理,并指示路径,但却从不直接表白最终真理。因此,《论语》的结论具有相对性、主观性特点。指示性源自宗教叙事的启示性,其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孔子承继了古代瞽史的话语方式,并被认为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准宗教领袖。《论语》之后,墨子、孟子等学者往往自觉编写这种语录体著作。     

春秋时代华夏集团每年受围次数的模型分析报告

本文以《春秋》统计资料为样本 ,建立并检验了描写春秋时代华夏集团受围情况的数学模型 ,依据模型探讨了围城战频繁发生的主因 ,推论了“历史的复原”和“史学的积累”的可能性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