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近年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冠以企业人类学之名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式发表于2009年、第一本英文著作正式发表于2011年。相应地,其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推出。2009年至今,企业人类学研究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开,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世界各国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国内外正式出版了中英文各类论著共13部以及一系列研究论文,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作为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它在中国和国际的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对一些领域的探讨逐步深化和系统化。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企业人类学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企业人类学的创新视角:老字号的研究现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文章从企业人类学的创新视角,描述了我国老字号的发展现状,介绍了企业人类学对老字号创新的调查研究进展,阐述了老字号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老字号研究的现实意义。经过几年的探索,企业人类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性研究视角,正在创立一套研究老字号的学术体系。     

2016年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前沿报告

相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生态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一直较为滞后,甚至连学科名称也摇摆不定.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2016年中国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实践却开展得有声有色,诸多学者关于民族地区传统生态知识、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绿色发展等专门领域的厚实成果,以中国的生态经验为这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将来,生态人类学将不断加强学科整合力度,立足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以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与环境问题为关切,在兼顾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好地响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西方法律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

法律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在自身的学术发展中所形成的诸多理论与方法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梳理西方法律人类学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以期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人类学范式的比较法研究：特点与启示

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的法律人类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比较法研究。但是对于人类学的比较法研究，传统比较法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学与人类学在比较法领域没有太多正式的交流和对话。由于学科分立，作为“综合学科”的人类学必然会涉足法律现象。自19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来，致力于探索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始终对比较法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人类学比较法研究的对象有其自身的特点，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早期侧重于非西方法和不成文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扩展至全球法律多元。人类学研究比较法主要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搭建民族志的具体技术则经历了从“问题个案”到“日常个案”的转型。人类学在从事比较法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和评价外国法坚持了主位视角和相对主义的研究立场。人类学范式的比较法研究对于传统比较法学有着重要的补充、借鉴和启示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西安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人类学透视

人类学家对旅游活动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旅游人类学。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地方特色、可替代性是其关注的重点。本文以旅游人类学观点为理论依据,为西安周边开展乡村旅游提供人类学的发展思路。     

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工业化等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其实,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约70多年前已探讨过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等问题,30多年前探讨过中国的城镇化,可见,中国人类学具有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学术传统。目前,我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正在推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企业人类学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类学与和谐社会建构——论我国设立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人类学能为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知识资源和理论支撑。本土人类学家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为建构和谐社会加强应用性研究,推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介入和干预。鉴于人类学目前在中国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模糊地位,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考虑给予人类学以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努力提升其为一级学科。这也是知识界学科和谐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虽然它的思想起源超出了人类学本身的发展历史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 ,它的确立和发展与美国人类学息息相关。生态人类学从自然看文化的视角到从文化看自然的视角的转变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国人类学史     

多学科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三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学科的界限，而日益为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学者所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相关学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并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消费贯穿到学科的再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其他学科学者的文本，比如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解释维度，法学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政治学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等等。在具体的“中国经验”层次上，“革命现代性”和集体主义传统的“发明”，成为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命题；区域社会史走出狭隘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史书写，借鉴人类学“文化类型比较”方法，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而对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追访，也已经将民族志书写放在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中，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才能解释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逻辑；村落、宗族与国家仍然是学者们的学术兴奋点，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也甚为明显；乡村产权和财产关系显示了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取向，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很注意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发；围绕乡村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分歧有学科本位观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争论本身亦说明了学科界限已经退居其次了，对问题的关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已经显示了“总体社会科学”的诉求，尽管学科整合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学科本位的必要性和制度空间。下文就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