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第一,亚氏认为文学叙事起源于摹仿,叙事的本质是摹仿和虚构的有机统一。第二,把以情节作为第一要素的古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证和归纳。第三,指出了叙事时间、叙述者和叙述声音等具有现代叙事学意义的叙事手法。第四,梳理了叙事效果的类别和途径。第五,提出了叙事批评的标准。总之,亚氏的《诗学》无疑是西方第一部有关古典叙事理论的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经典著作。     

世界轴心时代的诗学双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峙的荀子《乐论》

在世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诗学的历史上出现了两座并肩而立的高峰:一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是中国战国末期荀子的《乐论》。人论是二人诗学思想的共同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是性善论者,荀子是性恶论。荀子在诗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关于诗的存在论、诗的创作论、诗本与诗象论、诗的价值论几个方面。荀子的诗学思想影响深远,应在世界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亚里士多德与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基本价值范式。它具体表现为：诗学解释对象的确立;文学创作的模仿本质的揭示;文学文体的联系与区别;诗的功效与悲剧快感的说明以及文学语言的核心作用。可以说,后起的诗学解释大都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

在明永乐至弘治近百年间,台阁诗学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前期亦即永乐至宣德时期,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将《诗经》从高阁之上的"远传统"转变为切近现实的"近传统",使之成为建构其诗学体系的核心力量,做出了中国诗学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超越唐宋、凌驾汉魏、直追三代的自信心理,造成了台阁体诗人对《诗经》的极端化追捧;"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公卿大夫心态,激发了他们对春秋赋诗传统的效仿与模拟;教化万民以成就盛世的使命感,引导着他们从"性情之正"发展出"性情之真"与"自然意趣";对"治世之音"的追求,形成了他们"鸣一代之盛"的当代意识。到台阁诗学发展后期亦即成化至弘治时期,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对台阁诗学加以改造,继承《诗经》的"讽谏"说,从而实现台阁诗学中的美刺均衡;凸显《诗经》相比于其余诸经的本质差别,从而提高诗区别于文的抒情价值;在对《诗经》的尊奉上有所松动,对后世诗格更显包容,从而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完成了必要的铺垫。     

理想政体何以探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政治学》主要关乎政体的选择和维持,在亚氏政体分析的思维进路中,首先是坚持系统科学方法,将政体看成一个系统,这是分析政体的起点;其次,坚持中道方法,通过现实观察和逻辑推论,寻求现实中的稳定政体;最后,坚持价值方法,探讨遵循至善这一终极价值原则的理想政体。亚氏政体思想的方法论思维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元末明初浙东诗学与《诗经》传统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推崇《诗经》的价值,借助《诗经》文本及其相关理论,建立了一套标榜风雅的诗学思想,唤醒了《诗经》的理论活力。其标志有四:首先,他们以《诗经》为最高标准评价历代诗歌,将汉魏诗和唐诗树立为《诗经》的"代言人",却在师其意与师其辞之间出现了纠缠;其次,他们以《毛诗》"正变说"为框架,或以时代政治盛衰解释诗歌变化,或将个人道德修养融入时代政治盛衰之中,或将政治盛衰偷换为文体变迁,从而实现对"正变说"的遵循、突破与背离;再次,他们发扬了《毛诗序》中的"讽谏说",借诗歌批判现实,表现下位者诉求,并与永嘉事功之学和吴中文学传统相连接;最后,他们受"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启发,由明道、言情二途追求朴质诗风。     

“善治”中的教育构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解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构想了善治下的教育制度,将人的美好生活方式、城邦善治与教育融合在一起,据此出发将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事业,同时设定了自由教育的精神和传统,确立了体、德、智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这些教育思想不仅代表古希腊教育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而且对西方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诗言志”看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诗术与编故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题解绎读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晦涩难读,全文开头一段就是道难题.解读这一段不仅得将其放到全文脉络中,还得参照亚里士多德其余作品,甚至柏拉图的作品,如此获得较完整的视野,从而能从这一段初步理解<论诗术>的修辞、论证及意图:<论诗术>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编织的一个故事,即作诗;并以此教热爱智慧的人如何作诗.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     

《诗学》和《文心雕龙》对比论

《诗学》和《文心雕龙》是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对中西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重要意义。就影响、规模、研究的对象、对文学范畴的界定、研究范式、思维方法、批判视角、文体视角、创新程度以及对后来思想传统的启发而言,从学术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上看,都是值得纵深挖掘的。因此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厘定了一些问题,希望对二者的研究,乃至于中西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在诗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启迪。     

空间诗学与翻译文论的合法化

翻译文论是经由语言载体转换而从一种社会空间进入另一社会空间的文学理论及其语际实践形式.它与空间诗学的理论方法策应互动,逐渐凸显为一个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合法性领域,并以其居间性品格和多元系统本质而对当前的西方文论研究有所补正.翻译文论作为文论话语的语际实践形式,发挥着调解、商讨和交换的批评工程功能.对它的研究是文论话语再语境化和文学研究横向超越的有效途径之一.     

题目汉英翻译新探

本文以一种新的角度,对文章题目的汉英翻译,从七方面由易到难分别对其中的技巧作了介绍和理论性的阐述,由此表明在题目表述上汉英文化的差异及语际转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看英语名词词组标题的汉译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看翻译,就是着重从意义和功能角度去考察两个语义系统之间的转换。英语名词词组标题的汉译也是一样,从整个语篇的语义出发,在语篇中确定其意义和功能,并将语篇中最相关意义和功能投射于其语义中,以求解决双语之间因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翻译困难。     

灵魂的教育者——《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与荷马

一直以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都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文教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其被提出的语境,即《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的两次批评。通过分析这两次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诗的讨论与灵魂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鉴于古典意义上的诗人和哲人都是灵魂的教育者,对诗与哲学之争意义的考察就必须从灵魂教化的古典视野出发,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超越纯粹思辨的哲学辩护和单纯的诗学研究。     

林纾《黑奴吁天录》翻译方法的诗学阐释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外国文学作品,译者常常需要对原文作些改动,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诗学要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照《黑奴吁天录》原著和林纾译本中运用增补、省略、缩写和改写等译法,探讨译文如何符合该时代的主流诗学精神。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