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

以"十二五"时期国内学者的反贫困理论研究文献为基础,基于经济增长、个体发展、制度文化、组织、区域系统以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体系等视角,对国内贫困研究领域的反贫困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在研究和比较西方反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和社会结构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为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总体上看,国内现有反贫困理论研究侧重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应用研究,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重视不够,应提高国内贫困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国家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于对致贫根源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上层建筑性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党百年来党的反贫困思想形成、演进与走向完善的理论源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减贫思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度反贫思想,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治贫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贫困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这一核心命题,在科学把握减贫规律的基础上施策着力,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与反贫困理论体系,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回顾探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与演进逻辑,既是实现党的反贫困思想系统化与学理化的理论需要,也是指导实现乡村振兴时代新目标的现实需求。      

新中国60年四代党中央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60年四代党中央领导人。他们从各自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四代党中央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启示是：反贫困的原则是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消除贫困的根本在于发展,反贫困的核心在于反制度贫困,反贫困的关键是解决农村的贫困。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三维审视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巨著,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本文通过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全面解析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发展逻辑和价值向度,揭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前提、根源、秘密、加大与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问题的理论逻辑,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与纾解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厘清了无产阶级消除贫困依赖的阶级力量、根本路径、历史必然、现实选择及全景路线图的实践逻辑,全方位呈现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展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人类反贫困和在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在实践上推动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价值。     

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与治理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贫困治理制度体系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这些思想也是中国贫困治理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本价值遵循。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有效发挥思想引领力与制度领导力在贫困治理中的双重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制度化不仅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对经济社会其他领域的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即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不断发展和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和坚持党政目标的一致性。只有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融入国家治理制度之中,实现思想引领与制度领导的有机统一,才能取得卓越的治理效能。     

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围绕物质、精神和民生保障,展开了反贫困的制度探索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围绕“精准扶贫”治理物质贫困;通过把教育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式,加强对精神贫困的治理;以全民性、公平性和差异性为原则,实施共享型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已经做到系统化的制度治贫,完成了从制度批判到制度治理的跨越,全面推进了反贫困思想和实践的深化,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思想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和５８００ 万的贫困人口也日益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邓小平同志在深入认识贫困实质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战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思想,文章试从贫困的实质、共同富裕的含义及反贫困战略三个方面作一探讨。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中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利用2016年对甘肃省1 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样本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农户存在收入层面的贫困,但交通、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反贫困内容由物质性为主向辅以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转变,反贫困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是健全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构建多元化反贫困政策: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在反贫困的宏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政策概念、价值、对象、性质和目标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体现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变迁。目前两项制度衔接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落实困难、衔接成本高、政策的负向激励与公平性不足等。从政策要素的角度出发,国家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注重理论逻辑和运行模式创新,对关键性政策细节作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两项制度衔接的投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以及贫困对象的积极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协调性、持续性和完整性。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理论诠释

2020年11月,中国取得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的奇迹。巨大减贫成效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即党领导下摆脱贫困的坚强政治意愿与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大扶贫战略体制下系统优化的贫困治理格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助推农业经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同时,形成了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实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瞄准机制,退出机制和志智双扶机制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此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和传统贫困治理理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具有不忘初心、始终致力贫困治理,持续良性改革、带动经济发展、推动贫困治理,政府开发式扶贫、“外部输血”和“内部造血”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降低协商成本和多方主体积极主动参与贫困治理的优势。新时期,总结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成效对相对贫困缓解以及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基于对社会制度的分析,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具有特殊的视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分析和理解,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贫困实践证明:消除致贫的制度因素,并不意味着铲除了贫困本身。转型期中国城乡反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的伟大实践,离不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对贫困根源进行挖掘,对反贫困的途径和现实指向进行了探寻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阶级的差别和压迫都是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原因,而究其根本,贫困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在生产力、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生成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对贫困的消除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以及阶级差别下的贫困问题,他的反贫困理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也是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超越。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反贫困斗争中,展现了矢志不移上下求索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根本政治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领人民自力更生、重整山河,为摆脱贫困打下坚实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改革带动减贫,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在新时代,精准施策、打赢脱贫攻坚战,整体消除了中国的绝对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经验如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注重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完善中国特色减贫制度体系,实现"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良性互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方法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个开放的体系,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用成分,包括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借鉴,前提是保证马克思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坚持。不同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如果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样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演变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笔者重点讨论几个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方法论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界定、“中国特色”的含义分析、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扶贫反贫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历程,从革命 性全域扶贫、“输血式”救济扶贫,到“造血式”改革扶贫、“开发式”综合扶贫以及新时代科学 精准扶贫,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牢记“人 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探索不同治贫扶贫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和扶贫开发道路,最终 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百年反贫困奋斗历程集中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治理优势,同时也为全球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铝钢胶铆接头疲劳特性与失效机理研究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根植于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全面应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理论渊源的“高度”、理论创新的“广度”,理论建构的“效度”三个方面的品格。理论形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具有“全面发展”“全面统筹”“全面攻坚”三大时代特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以“全面反贫困(Comprehensive anti-poverty)”的理念为内在统领,在理念、机制和策略三大层面细化为党建引领、包容发展、全局统筹、全域协同、全员参与、精准施策、内源驱动七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