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非正典化:土地冲突背后的“土地风险”

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自反性",而制度的自反性无疑是一个持续的、反复的风险源。制度的正典化意义在于提供规范和秩序,而自反性的制度则宣告了对其正典化意义的背离甚至是破坏。在这一背景下考察当前的土地问题,可以发现,目前土地问题的焦点表面上是对现实秩序构成冲击和破坏的土地冲突的频发,而实际上,冲突背后的制度偏差潜藏了更大的风险。总的来看,当前土地制度中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有意模糊和组织化不负责使得土地问题成为风险的聚集地。消弭"土地风险",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具体而言要加强对土地权力体系的约束、消除制度性模糊并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调整与重构——以对“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土地纠纷类案件的分析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实力的消长,各派势力像走马灯似的纷纷粉墨登场,其政策也一直处于频繁的游移与兴废之中。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状态,而租佃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农地的细化分割现象、农民离村多年后返村重新确认地产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出现,这不仅折射了民国时期的土地经济实态,同时亦是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之源。在处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维系土地秩序的过程中,契约习惯具有重要作用,其所具有的特殊约束力不仅能使土地秩序自行调整,而且还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土地秩序的较为稳定的格局。但契约习惯并不是万能的,当其无法维系土地秩序时,要使土地秩序免于纷乱、重新达于稳定,就必须求助于法律、依靠法院来裁决,而且这种裁决常常是强制性的。实践也证明,法院裁判在强制重构土地秩序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逻辑进程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程与逻辑演进的梳理，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与改革重点，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举措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变革和创新，其逻辑进程中的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起点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核心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其指引是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其启示是农村土地改革与乡村振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施有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助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要尊重农民意愿与利益诉求，建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互动的良性产权关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要素“政府规划—市场驱动”协同配置的制度框架与国土治理体系。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城市土地资源经营管理与市场化体系构建

城市土地资源是城市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要使城市土地充分发挥其作为稀缺资源的作用,必须使土地资源的经营和使用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文章首先对城市土地经营管理市场化运作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继而陈述了目前城市土地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和市场化体系的构建要素,最后指出规范土地产权制度、改进土地流转制度及促进土地资源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风险分析及其防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一种重要的土地流转方式,但在入股成立时、股份经营中和合作终止后等方面的风险已成为阻碍它向前发展的瓶颈,同时它又是农村经济走向市场化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因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化、规范化,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配套制度,可防范和规避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所带来的风险,进而积极推动土地作为资金因素活跃于市场经济体系中。     

农村土地“外部承包”法律风险初探

其他方式承包作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形式之一,是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外部承包＂参与农村土地开发经营的主要途径。现有土地制度下的＂外部承包＂,由于承包者难以透彻了解土地法律制度而常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包括超越范围承包,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权属不明,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未进行登记等。探讨这些法律风险,并提出具体防范措施,对于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类型化研究

土地经营权属性争议与土地经营权登记之间并非毫无联系,前者的清晰厘定是后者规则阐释的前提。根据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和法律规范解释,在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下,应承认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和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为用益物权。但也不能否定农业经营者订立债权性土地经营租赁权的可能性。在类型化思维下,土地经营权登记制度首先区分为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和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两者构成不同的登记制度体系。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设立登记和抵押登记应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再流转时参照土地经营权设立时登记规则。其他方式承包产生的土地经营权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独立性,其设立登记和抵押登记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不宜直接参照适用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经营权登记规则。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的分析与思考——基于皖西某村的实证研究

乡土社会、现行法律制度不合理因素、农民法律认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了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在安徽西部某村适用的效果,使得该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与制度之间呈现诸多背离,与发达地区相比,该地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要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规模化,需要从农村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现行的制度设计,从农村改革“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考虑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化、资本化,使之成为农民可以用多种方式处分并获取收益的财产;二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使之成为自由的市场主体.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与制度完善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 ,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 ,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 ,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权能、政策基础、内在变化等方面论述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条件 ,通过农地使用权说与承包经营权说的分析比较 ,论证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途径 :即采承包经营权说 ;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地承包法”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权利体系的重构、制度优势及风险规避

“三权分置”改革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两权分离”框架的延展,制度创新导致权利主体增多及其互动关系复杂化,既带来切实的增量利益,也蕴含制度创新风险。这需要在土地制度演变过程中准确认识农地权利体系重构,清晰界定“三权”各自权利性质及权能,肯定此轮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优势和活力,与此同时,更要警惕和识别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多方逐利刺激下“合谋”、失业与社区解体的社会不稳定以及流转双方违约等风险,并进行有效防范,最终构建出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农地流转新秩序。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制度的缺失与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我国当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土地流转又与农村金融支持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农村金融制度却表现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操作制度、政府管理制度、金融机构业务拓展的制度等制度缺失,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制约了土地流转效应的发挥。因此,创新新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支持土地流转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利益的保护

农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今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把保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坚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建设,使农民能够自愿地、放心地参与土地流转。同时,通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以及提高政府工作意识等手段,确保农民意愿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受到尊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研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研究指明了方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目的和任务是为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农地承包户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出让方,股份合作、土地信托、土地银行等将成为新型流转方式.确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登记制度以及服务监管制度,无疑对确定流转法律关系,减少流转交易纠纷,提高流转效率,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良好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论土地承包制的改革取向

本文回顾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分析了土地承包制的利弊。提出了推行两田制,强化土地产权;责任田联片,招标承包,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的改革土地承包制的三步骤。     

产权秩序转型:农村集体土地纠纷的一个宏观解释北大核心CSSCI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纠纷急剧增多。有关此问题的解释,学界普遍存在着"特定纠纷类型—特定原因"的解释倾向,而缺少关于农村土地纠纷何以大规模爆发的宏观性、整体性理解,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土地产权秩序转型"这一宏观解释框架。"土地产权秩序"意指一个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与其形塑下出现的稳态、有序的土地产权行为及其观念;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土地的理解主要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意义和价值维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属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产权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以政治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向以经济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农村两种土地产权属性的并存与对垒,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规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粮食生产与土地制度变迁——我国土地制度绩效分析

运用统计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与粮食生产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对粮食生产绩效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农业合作化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生产，并改善了其基础争件；曾使粮食产量迅猛增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已达到新的制度均衡。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宜分两步进行：第一阶段仍应保持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形式，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第二阶段应通过新的合作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土地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