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阈下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理路探析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时代凝结,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最新注解。"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根本出发点,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以及共进共荣关系,以此回应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并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境遇倡导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构路径来看,"生命共同体"理念主张从认识论层面破除极端主客体主义的弊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在发展论层面主张推进"绿色化"的发展方式,在方法论层面主张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     

论沈从文的现代生态思想

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和思想家，沈从文始终立足于关爱全人类的思维高度，在关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和思考着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以大胆而超前的意识突破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的烛照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神即自然”、“人与自然契合”、“爱有生一切”、“人与人关系的重造”等生态思想和生态观，表达出重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追求。     

中西生态美学观论析

中西方生态哲学美学观因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呈现,但两者的发展从最初的迥异走向了趋同和交会。“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其最初的生态自然观是相异的;“道法自然”与“诗意栖居”,其生态生存观逐步走向趋同;“崇道…‘尚和”与“生态自我”,其生态美学观则渐趋契合。这就充分说明,尊崇自然、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研究和借鉴中西方生态哲学美学发展轨迹,对于我们树立时代特色生态美学观,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揭示,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立足于自然,以人与自然界和谐为出发点,追求人与万物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认为人与万物同质同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问题上,都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是要把人和自然摆在同等地位上,尊重和顺应自然;在人如何利用自然问题上,都强调人对自然应取之有度、和谐共生。深入理解二者的契合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由“价值性”批判到“前提性”批判——哲学思维方式变革语境下的马克思生态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逻辑为叙事方式，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价值性”批判出发，经由实践观变革综合了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超越了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且，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最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性”批判成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落脚点。“价值性”批判立足于人的基础存在方式——生产劳动，从价值层面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存在事实，而尚未深入到作为资本主义存在之“形式规定”的生产关系。“前提性”批判则直指存在本质，是在资本主义“存在悖论”的事实基础上，以“解剖学”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在本质层面真正开显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对生态危机由“价值性”到“前提性”的批判历程与实践观变革具有深度的理论关联——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科学化离不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视角切入，不仅能够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而且能够科学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深层的思维逻辑与实践逻辑。     

生命绿色的远景凝眸 --论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生态意识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他从“人与自然契合”的生态理念出发,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在小说创作中凸现出鲜明的崇尚自然、敬仰生命、推崇自然人性和营造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和自然家园的生态意识,具有独特的人类思考价值和文化批判意蕴。     

梭罗《瓦尔登湖》的生态之维

梭罗是一位具有丰富生态思想的作家与哲学家。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不仅充分阐释了其自然生态思想,更体现了其社会生态思想与精神生态思想。在自然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当时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并重新构造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关系;在社会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并且倡导文明与自然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在精神生态方面,梭罗反对人们利益至上的生活态度,主张提高人的精神追求。在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语境下,《瓦尔登湖》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的辩证思考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理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发展,它还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协调处理好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破除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循环化发展道路,构建生态生产和生活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梭罗作品的生态哲学思想

亨利·大卫·梭罗是生态主义文学的先驱.在自然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对立的宇宙观,提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自然生态思想;在社会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文明的发展导致物欲膨胀而心灵荒芜,提倡节制物欲、理性生活,提出文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思想;在精神生态方面,梭罗强调入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及不断地完善自我,努力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回归自然是人类走出精神困境,重建诗意栖居地的必经之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西式现代化道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同时,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构建生态文明的着力点：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是现代生态问题的直接根源。构建生态文明,就是在意识层面改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强化人与自然的平等,以构建生态意识文明;在法律层面健全法制而约束人类行为,以构建生态法治文明;在实践层面注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构建生态行为文明。这些都是要使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想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     

跨越文明发展“困境”：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探求文明并谋求发展进步的历史。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推进,当今世界遭遇严峻的生态难题与文明发展“困境”。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依共存、和谐共赢、良性循环、全面发展与持续繁荣的社会文明状态,而且是涉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变革的文化伦理样态,彰显出特有的伦理自觉性、生态持续性、整体有机性与和谐共生性。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继承与生态化的反思和超越,也是拯救自然并拯救人类自身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剖判与镜鉴：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论要

作为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的代表理论,挪威学者阿伦·奈斯创立的深层生态学深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哲学省思。奈斯深层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高度契合,蕴涵着宝贵的系统辩证的思维与精神。衡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其又存在着人的主体性的缺失、神秘主义等明显缺陷。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亟需在变革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避免陷入生态中心主义困境的双重努力中,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比较研究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发展观、自然观、价值观、技术观和消费观方面具有本质的区别。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观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生态文明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工业文明的机械论自然观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而生态文明的有机论自然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主张人应当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工业文明否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生态文明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因而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天赋的生存权利;工业文明把技术视为人类用来征服、操纵和统治自然的工具,生态文明则强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使技术活动生态化;工业文明奉行消费主义消费观,把消费看作是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而生态文明强调消费不仅要考虑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承受能力,还要与国情国力相适应,倡导绿色消费和注重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但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完全否定,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

生态公民是生态主义之环境哲学的践行者。生态公民是着眼于创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生态社会制度的主流人群,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序力量。从环境伦理观的意义上分析,生态公民主张作为道德共识产物的环境人权。环境人权是以集体权利为主体的第三代人权的体现。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是建基于对生态与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准确理解。从生态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所秉持的价值立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对自然的冷静观察而成就的,它是立足于生态安全之上的生态美好。从公民的层面而言,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继承了公民意识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为对生态公民资格理念的深入挖掘。在生态与公民融合的层面上,生态公民的价值立场既是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与自然意识的契合,又是以主客交融的方式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并存。在民族国家的界域内,在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生态公民是本国生态安全的重要行动者;面对一个生态世界格局的生态公民其外在表现为具有生态创意、生态乐趣与生态活力的积极影响社会的人群。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生态公民是地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追求生态世界一致性的公民。     

三种生态文明观比较

基于对人与自然和谐不同方面属性的取舍组合及其理解,造就了三种理论定位的生态文明观,即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基于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与能动性和谐协调统一的生态文明观以及基于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人与人的和谐的生态文明观。三种观点各有其理论优越性,但后两种观点会导致生态文明概念原本的实践指向性有所折扣乃至迷失。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佛教共通的生态哲学意蕴解析

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生态学思想和中国佛教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哲学基础。在承认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层面,即和谐共生、自然—生命中心主义、人的价值性存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佛教自然观的相融互通之处,以期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崭新的生态文化理念,提供正确解答时代性问题的途径,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新的致思路向。     

从四个共同体维度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厚哲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念,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上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一个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重大哲学命题,充满了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关系、人的生命安全与自然界生态安全的辩证关系、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与自然界生态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等多方面必须予以正确把握的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有机体系统与自然生态有机体系统互渗互融所构成的共同体场域中,应从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这四个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的共同体维度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蕴含的深厚哲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行稳致远。     

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生态意蕴与新文明形态的构建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恩格斯有力地证实了其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形式,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蕴,呈现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规律理解上的一致性。恩格斯“自然报复”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以极为强烈的形式--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等重大生态危机呈现出来,表明了资本逻辑统治的界限和荒谬之处。基于此,他对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刻批判,意图通过社会革命建构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新文明生态理念,重塑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在现代文明推进中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