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家支组织与社区重构 ———以凉山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为例

在彝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家支曾作为一种传统制度长期存在并承担全方位的社会职能。 精准扶贫以来,贫困群众搬 出大山进入搬迁安置社区,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但家支仍影响着安置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及周边代表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为例,通过实地走访、案例调查、文献研究,分析在社区重 构过程中家支对社区群众易地搬迁、政治参与、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明确家支在社区重构过程中的辅助作 用,并从转变家支角色、规范家支取向、发挥家支作用、弘扬家支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引导搬迁群众融入新的社 区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一个实地研究

在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是需要引起政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对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现状。基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路径的思考,认为党和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内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校准”等功能,并组织社区内的市场和居民自组织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经济发展研究——基于社区集体发展的视角

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有机发展的重中之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但由于种种原因,亟需解决群众搬迁后生活生产中存在的发展不足和返贫风险的问题.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为例,介绍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搬迁社区居民困境.从社区集体发展视角出发,构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框架与体制机制;探讨社区集体发展的组织、管理、股份及利益配置架构;解析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与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社区集体发展中的相关问题,理清收益内部化、风险内部化、本地就业、保障最大化、兼顾公平的社区集体发展机制;提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社会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拉萨两个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产物,不仅要考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更要考虑着重提高其内生动力解决好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利用社区本身资源来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重构社区共同体？如何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话题,为了回应此话题,本文通过对拉萨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其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探究其作用机制,本着提高居民内生动力实现拉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现状及对策——以昭觉县M社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保障移民后续生计安全，如何增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成为了重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分析M社区搬迁前后移民生计资本的状况，探讨移民后续生计发展问题。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移民就业持续性差、移民主体内生动力匮乏、安置区产业尚待发展等生计风险。为此，主要从发展人力资本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高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关于易地搬迁扶贫问题的调查思考

贫困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为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如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其中易地搬迁扶贫是针对资 源约束型贫困问题提出的扶贫措施。以四川省三个县、一个市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的安置、原有耕地资源处置及新的配套耕地、农民就业及收入来源、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从中发现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 要存在几方面问题：政府在易地扶贫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度低;土地存在废弃的现象;产业存在同质化现象, 发展后劲不足;部分搬迁群众存在依赖思想。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 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     

边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时空重建路径研究

时空视角作为认识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能够解释中国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易地搬迁地区的发展具有社会时空的压缩和延伸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的双重属性,面临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与现有研究将社会时空作为宏观制度的结构性产物视角不同,本研究从时空主体“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出发,运用社会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身份、关系、资本三个要素对易地搬迁社区中的社会时空进行分析,剖析其通过实践活动构建自我生产式社会时空的过程。研究发现：个人时空的主体性身份缺失,表现在制度性身份替代主体性身份、劳动实践的缺失和主体的不确定性;社会时空的关系网络断裂,如家庭主体间沟通不畅;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难以构建,与社会资本的连接能力不足。笔者认为边疆易地搬迁社区的时空重建要聚焦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空间生活体验,提升社会时间质量,探索更多的生活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