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政策参与的困境与破解思路

农民是土地政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农民参与度直接影响土地政策实施效果。因此,土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应广泛吸纳农民参与。当前,由于“传统型”政策运行制度对农民参与空间的挤压,基层政府为争夺征地收益对农民参与活动的排斥,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农村现实社会基础条件的制约,农民土地政策参与活动陷入了困境。为此,我国应不断完善土地政策运行制度,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财政投入;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培育农民民主意识,从而提升农民政策参与水平。     

城市文化生产中的农民群体与国家审美形象构建

全球化市场体系的存在使国家审美形象的日常构建在各国城市文化生产中完成。中国城市文化生产的特质是必须面对农民群体作为弱势文化生产者的现实。回顾建国后的城乡关系更迭,文化政策变迁,会发现通过近十多年来文化平等参与意识的增强、公益性和经营性等多重文化生产渠道的逐步建立,我国城市文化生产环境已经为农民参与到文化生产过程提供了现实条件。这一事实使中国国家审美形象的构建已经能够表现出历史性、情感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群体的社会权利与政策性排斥

本文从社会排斥理论视角对农民群体的社会权利进行分析,认为政策性排斥是导致其社会权利被侵害的主要因素。消除政策性排斥,赋予这个群体应有的社会权利,使他们得以共享改革成果,是保证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论国民党六大的土地和农民政策纲领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六大）之所以通过《土地政策纲领》和《农民政策纲领》,究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临近,农业形势严峻,国民党急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决所谓的内政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强化农村法西斯专制统治。其目的是壮大国民党经济、军事实力,变抗战胜利为国民党的胜利。     

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主要阐述了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发展、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容,包括毛泽东对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基础、地位作用、方法、原则等问题的论述以及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早期社会调查思想的演化与现实价值

本文介绍了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主要经历和成果,总结了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的特点。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方法科学、群众直接参与的社会调查。最后指出了毛泽东前期社会调查思想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是形成正确的革命道路的直接基础,是实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保证,对解决新时代问题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城市贫困群体小康之路的社会政策选择

城市贫困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益突显,贫困群体更面临着由发展变化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更多、更大的压力,而贫困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处境的恶化又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过去一系列的扶贫措施成就卓然,但扶贫政策内在的深层缺陷却不利于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准,应该积极探讨并制定出更有效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政策。     

城市贫困群体小康之路的社会政策选择

城市贫困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益突显，贫困群体更面临着由发展变化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更多、更大的压力，而贫困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处境的恶化又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过去一系列的扶贫措施成就卓然，但扶贫政策内在的深层缺陷却不利于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准。应该积极探讨并制定出更有效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政策。     

毛泽东和费孝通社会调查的共同特点

毛泽东与费孝通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调查史上的两种类型或两种系统。他们在社会调查方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共同的特征,即关注农民生活、以实地调查为主、重视科学理论方法指导、注重对社会调查的理论总结与推广、文风注意通俗、大众化,等等。这种共同性对我们从事社会调查工作有许多启发。     

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调查家,他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年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确立了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这对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信念;务实求真的文化传统强化了他重视社会调查的历史基础;良师的思想和品格铸造了他学以致用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品质;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是他重视社会调查的主观因素。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传统文化、良师引导、个人特质等方面是使毛泽东关心社会、注重社会调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青年毛泽东重视社会调查的个人特质分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为他后来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从伟大而崇高的理想是促使毛泽东不断探索和前进的动力、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是毛泽东读书的明确目的、务实求真的优良传统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调查重要性的认识、现实性的思想性格促使青年毛泽东深入实际了解中国等四方面分析了毛泽东早期重视社会调查的原因。     

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农民革命形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高潮之际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而创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通过对农会组织的农村革命运动的实地调查,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等反革命势力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运动"的污蔑,论证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通过强调农民阶级尤其是贫农的革命先锋作用,论证了农民革命的主体性;通过列举大革...     

近代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践行与展开

近代中国的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围绕＂耕者有其田＂政策目标而设计和展开的,＂耕者有其田＂经历了从空想性到科学性、从虚假性到真实性的发展历程。平均地权思想是国共两党农民土地政策的基本起点,但由于两党政策理念不同和由此决定的政策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政策实施结果的不同。国民党最终背叛了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将＂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线,也是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     

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演进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演变的3个阶段,即相对宽松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严格管制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探索试点阶段的集体建设用地政策,并考察相应阶段的农民土地权益的表现,提出在稳妥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政策创新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好农民合法权益的建议:(1)明晰产权,确保农民成为流转主体;(2)实行征地价格市场化;(3)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4)细化耕地保护,完善配套措施。     

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及土地继承的关系——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

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入户调查,研究农村土地承包权长期化背景下的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权长期化的村中,离土地进行最后调整时间越远,无地农民数量和有无地人口的农户数量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下降,农民越不愿意动地。无地农民的存在不是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无地情况下,无地农民并非通过土地流转市场租入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而是外出打工。另外,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论证了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也说明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30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下来。     

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一修辞方式和传播策略突出表现为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作为“红军法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夯实了红军“宣传兵”、“宣传队”制度创新的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而且它以“党规”、“军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成为苏区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开山的纲领”,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苏区文艺工作和文艺政策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苏区时期毛泽东与傅连暲的革命友谊

1934年9月底,正是长征前夕,毛泽东突然患病于江西于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在如此紧急关头,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指派傅连暲给远在90公里外的毛泽东诊治,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与傅连暲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和特别的医患关系。     

工业化方向:毛泽东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践探索

工业化方向是毛泽东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突出特征。反思毛泽东的农民观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即:农民问题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工业化方向依然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农民利益边缘化的社会政策分析——以S村为例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利益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增强,相反却日益边缘化。导致农民利益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通过S村十年之间山田变化的过程,从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利益边缘化是由于社会政策的缺失造成的,并由此提出了看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