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思想的批判性维度及其意义

迄今对本雅明思想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他对现代主义及其"后现代"转向的披露上,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深层的批判性题旨.这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失落批判性精神使然.其实,本雅明整个思想的意旨在社会批判,在于通过其特有的意象语汇展示现代主义中令人悲哀的方面,从而指明消除或医治其弊端的根本所在:告别主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本雅明向现代主义中注入了"后现代"转向.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现代性、现代主义与现代化是现代艺术社会理论中彼此相关的一组范畴.波德莱尔、齐美尔、本雅明、克拉考尔、阿多诺等社会理论家,不仅阐述了在现代艺术家、作家身上显现的时间、都市主义和审美救赎等论题,而且对理性化、世俗化的社会启蒙前景和技术化的文化工业充满了忧虑.他们试图在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中寻求自然与社会之间可能的和解.     

从“惊颤体验”论本雅明矛盾的现代性思想

"惊颤体验"是理解本雅明现代性理念的重要术语,但在传播、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分歧。通过探究本雅明对该术语的思考与提出过程,查阅德文词典,剖析该理论的深层内涵,对该术语作出界定:中译"惊颤体验"更能体现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生存的思考与救赎思想。同时,本雅明"惊颤体验"概念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社会学、美学等,本雅明"惊颤体验"的提出对"惊颤"理论作出了集大成的贡献。本雅明对"惊颤体验"的矛盾态度反映了他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     

从"韵味"到"震惊"——再论本雅明的艺术现代性理论

作为现代性的理论家,本雅明对于现代性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就其艺术现代性而言,传统艺术使人们体验出来的是韵味。而韵味作为艺术的本真性,让人体验的是美,呈现给人们的是膜拜价值。而现代艺术带给人们的体验则是震惊,而不再是作为审美的韵味,呈现给人们的是展示价值。在本雅明那里,这种震惊体验主要表现在电影和现代都市之中。     

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算起,中国翻译、介绍和评论本雅明,已有二十年历史.然而,本雅明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对"光晕"概念的理解便是其中之一.本雅明究竟是何时开始论述"光晕"概念的?如何理解本雅明谈论"光晕"的几段文字?什么是"光晕"概念的本义和转义?关于这些问题,学界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常能见到"人云亦云"的现象,甚至"以讹传讹";还有一些译文中的句子,对原义至多只能猜猜而已.     

本雅明《单行道》的反智方式

本雅明<单行道>一书的特异之处在于用使传统概念思维短路的意象展示去激活被抑制的思维本身:面对实事的思维能力.正是凭借这种全新的反智方式,凭借对既存概念思维的突围,本雅明实施着现代性批判,实施着现代条件下对新人的召唤.本雅明整个思想的深层题旨只有从这样的现代性批判角度才能被真正领会.     

伊格尔顿的"坚持"现代性思想

透过后现代主义的喧嚣,伊格尔顿洞察到它"早熟"的缺陷,此缺陷促使它拒绝宏大叙事而提倡微观叙事,使后现代艺术堕落为商品的奴仆,并培养了大量浮躁的人,即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现代性终结"仅是它一相情愿,而非现实的客观写照.他认为坚持现代性的必要性在于: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召唤着宏大叙事,人们怀念着现代主义的原创性态度,人们需要理论思考来分析社会问题.为此,伊格尔顿强调: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有机结合起来,要在继承现代主义原创性态度的基础上合理地使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方法,要使批判激情和理论思维辩证统一.     

图像时代的视觉狂欢——论本雅明和鲍德里亚对视觉图像的沉思

伴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对图像和视觉的审理成为20世纪以来反思现代性和建构自身的一个重要基点.本雅明从社会变迁与感知方式的关系入手考察图像时代的特征,他指出: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最根本区别就是视觉能力和听觉能力的差异.鲍德里亚从摹本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他更关注复制品构筑起来的"超真实"世界和符号的"幻象"奇境.本雅明和鲍德里亚有关视觉和图像的思想既揭示了视觉图像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实践领域的新现象,即音乐的视觉化和媒介的视觉化.     

解析"光晕":本雅明经验建构的原理

本雅明的"光晕"概念十分复杂.结合本雅明的早期认识论笔记去分析,光晕是本雅明构建经验的基本原理,它与本雅明的语言认识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划分关系紧密.光晕不仅仅是艺术哲学的术语,更是本雅明阐释经验与第一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论概念.它揭示了经验片段中还原第一自然的潜在性,同时赋予了个体意识超越自身、达到充分认知状态的可能性.光晕代表的距离,是意识与第一自然的距离,也是意识与意识之间的距离,参考纯粹直接意向性,本雅明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哲学.     

论伊格尔顿对本雅明"解构"思想的接受

"革命的本雅明"是伊格尔顿思想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此同时,伊格尔顿又深受"解构的本雅明"影响,这种影响在内部的方法论前提和具体的方法策略上,以及外部的写作风格上,都有广泛而清晰的体现.然而,这种解构思想主要集中在感性的方法论层面,它不同于解构主义的极端破坏和颠覆,最终指向的仍是"革命的本雅明",即文化政治批评的构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