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

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前夕,蒋介石即开始积极谋划"复职".面对李宗仁仗恃宪法避居美国的阻挠,他既有决心"复职",亦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利用民意置李于受谴责的地位,分化了桂系势力,统合了内部,规避了法律上的障碍,最终在国民党内"民意"的支持下,成功"复职".而李宗仁不敢面对蒋的挑战,应对失据,失尽人心,他虽在美国积极活动,试图以美制蒋,却未能获取美国的支持,最终在这场政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事件,不仅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起死回生的一步,而且对当代台湾史与两岸关系也影响甚巨.通过对该事件的梳理、研究,既可以了解1950年初台湾政治的基本状况,也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心路历程与政治手段.     

新闻传媒下的蒋介石祝寿文化探析

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各种赞誉和崇拜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围绕为蒋介石祝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祝寿运动".笔者以为这在民国史上是一段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对研究抗战后的蒋介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大革命前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上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痕迹。然而,从蒋介石的发迹史来看,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这无疑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资本,蒋介石也常以"总理的忠实信徒"和唯一继承人自居,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竞争实力和实际地位。本文根据史实,仅就大革命前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作一浅要的分析。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史迪威事件新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政策,以取代参战前对日侵华妥协的政策.为了使中国继续有效地抗战,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和对蒋介石政府的监督控制,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于1942年1月来华.约瑟夫·W·史迪威(1883—1946),是美国西点军事学校毕业的职业军人.1920—1923年美陆军部派他为语言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他通华语,识华情,不但有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而且是一位忠实于美国利益、处事认真、性格刚毅自信的军官,是(?)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美国政府想借史迪威之手控制蒋介石集团,以美援为手段促使蒋介石政府全力以赴地抗战.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这位参谋长是国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影响、又只是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是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这与史迪威的使命恰恰相反.因此,史迪     

蒋介石对帮会的利用与控制

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在1927-1937年的十年间,帮会势力空前发展,由本来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为公开或半公开形式的、有众多社会上层人物参加的庞大的社会势力.帮会势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蒋介石及其政府对帮会的纵容、支持和利用.但是,蒋介石对帮会力量是采取两面政策,既有纵容、支持、利用的一面,又有限制、控制、压制的一面.蒋介石和帮会的关系,始终环绕一个中心,即建立和维护蒋本人及其集团的统治地位.蒋与帮会的关系反映出蒋个人的政治手腕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帮会的政策.帮会大都属于黑社会组织,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与鸦片贸易、走私舞弊、法制不昌、正气沉沦分不开的.“蒋家王朝”统治下的烟、赌、娼、盗泛滥成灾,是帮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而“蒋家王朝”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特务统治、结党营私,又为帮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研究蒋介石与帮会的关系是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个侧面.笔者抛砖引玉,请专家和识者教正.     

清华学人与蒋介石(1926-1948)——兼论国民党与清华(联大)学术共同体之离合

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清华在地理上始终远离政治中心,且由于美国背景之"庇佑",其政治色彩较之其他顶尖大学而言确实相对较弱。饶是如此,它仍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集中体现为与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联系。从北伐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长期处于权力中枢,但其形象多有变化。在天崩地裂的政局变幻中,清华学人内部也不断分化、分道扬镳。亲国民党的学人逐步南去,而多数学人则用脚投票,放弃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清华学人与蒋介石之分合,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治精英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与"政治人"之间极为繁覆的纠结。     

试论何应钦与王天培之死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因1927年8月徐州失陷,被蒋介石下令关押,后又被秘密枪毙.历来认为王天培之死是蒋介石刚愎自用、暴戾恣肆、惯于诿过于人所致.但我认为,这种看法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和合符蒋介石政治品格的逻辑推理.更深层的原因,尚有探讨的必要. 王天培是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何应钦与李宗仁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期间,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主义治军、以党领军与以军控党——论1923-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引入与变异

受俄共政治工作的启发,孙中山决心师法苏俄,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以党治国,以党领军,引入红军政工制度,以最终完成国民革命.党代表与政治部制是政工制度的两大组成部分.蒋介石既是苏俄政工制度的考察者,也是关键的引进者.孙中山、廖仲恺去世以后,党内纷争激烈.依据条例,党代表制的严格推行可能影响到部队长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在党内缺乏至上的权力,所以对党代表的定位强调其监督作用,不提其指导作用,使党代表在军队中仍处于从属地位,难以达到制度设计所期许的效果.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不仅仅是对汪精卫个人的打击,更是对党代表制度的强力冲击.军人部的设置,实际接管了许多党代表的权限.在各种权力之争中,"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的现实所替代.     

从民主到集权:民初政治文化的嬗变

20世纪30年代,在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及危机应对下,基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重新构成,其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民主到集权的嬗变.民初皇权崩溃后,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宪政,但传统集权政治文化存有着惯性遗留,具有恢复秩序与重建权威的功能.九一八之后在外界危机不断加深之际,集权政治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民主政治文化培育中断,集权政治文化重新显示出恢复秩序的功能.尽管此后的政治民主化尚存有一定空间,但其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重庆政治空间的“东北因素”——“收复东北”话语在国内外格局中的号召力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空间发生了多种变化,其中被称为"满洲问题"的"东北因素"不仅仅在中日关系中,而且与东亚地域政治、世界政治均紧密相关."东北因素"所占有的这种地位是直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签订才形成的,而这一过程充满矛盾.1941年<苏日协定><共同声明>的公布,是"东北因素"从地方政治课题逐渐转为重庆中央政治课题的转折点.而国际方面,1942年即使在美国都尚有人持东北应为日、俄间缓冲国的言论,重庆政治空间中的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无条件"收复东北".<反攻半月刊>等媒体在将"收复东北"政治话语提出并为人们所接受、促成国民意见统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美国为何未以武力挽救国民党政权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将蒋介石的中国视为其远东地区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除了政治上设法将中国拉入大国阵营,军事上更是卖力地扶持蒋介石政权,甚至亲自出兵中国沿海一些要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日军投降、占领战略地区。赫尔利大使更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公开声明,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企图支持国民党从军事上“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当蒋介石面临军事上彻底失败、行将被逐出大陆的绝境时,美国并未将“大规模地…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重评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

冯玉祥的政治道路是曲折的,他和中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合作——分裂——再合作的离合变化的过程。以往史学界已有关于冯玉祥与中共关系的论述,但笔者在第一次合作的主要原因、“徐州会议”开始追随蒋介石“清党”的主要原因、追随蒋介石“清党”期间政治态度的特点等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敬请专家指教.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述论

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为应付局面 ,重新借重军队政治工作 ,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得以重建与充实。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主要针对部队官兵和广大民众两个层面而展开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 ,由于受到多重不利因素的制约 ,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最终走向没落 ,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