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念下的西部民族地区自然灾害应对转型研究

在西部民族地区,灾害应对效度与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我国既有的灾害应对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区行政”管理,灾害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和能动性体现不足.“汶川地震”以来,在治理理念的推动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灾害应对启动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出现了由关注应急救灾到重视重建发展、进而到加强防灾减灾建设的策略转变.实现从应急管理到多元治理,将治理与灾害发生周期耦舍,创新行政协调机制促进府际合作,推动制度建设,倡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可以降低灾害风险,形成区域灾害综合治理网络.     

行动困境与韧性之治：边疆地区应急管理现代化瓶颈及其路径——系统韧性视角下云南边疆地区抗疫的实例分析

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边疆地区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表现出不俗的能力,体现出基层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从“十四五”期间“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新目标来看,边疆地区基层防范重大风险体制机制尚需不断健全。本文以系统韧性为分析视角,结合诸多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边疆地区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面临的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瓶颈主要有：边境一线防控空间鲁棒性不足;特殊人群生存处境脆弱性加剧;基层防控人力资源冗余性欠缺;疫情下农村社区人际纠纷突出。基于韧性治理思路,本研究认为应从鲁棒性、冗余性、适应性及多样性方面增强边疆防疫系统韧性以提高其防范重大风险的能力,持续推进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治理，其主要途径有：解放军进驻，维护安定，作为治理的保障；派遣中央访问团，传达中央政府的关怀，宣传共同纲领，争取及团结少数民族，构建新型的关系；建立民族自治区或联合政权，实行区域自治，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向少数民族宣传爱国主义，树立祖国观念，形成并增强中华民族一家人的共同意识；选拔、培养及任用民族干部，管理本民族事务；进行民主改革，完成对所有制的改造，开展民主建政，统一社会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基于河池、百色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推动具有共同性的国家通用语与具有差异性的民族语言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基于对河池、百色两地的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沿着“国家通用语和壮语均衡发展、倡导多语多文化共同繁荣”的语言文字发展思路,提出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为：其一,精细化开展推普工作,彰显推普工作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其二,固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具体包括：用政策法规固化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地位,在母语地区和民族聚居区营造民族语言使用的环境;在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实施双语教育的幼儿园、小学以及中学;加大少数民族语言宣传力度,开发人性化的多种语言文化服务,发展语言产业。研究结论旨在为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地区语言治理方案贡献广西智慧。     

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统领规划

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事业规划，其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以及任务和工程，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当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就是发展差距问题，规划提出以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特殊困难为切人点，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说明规划制订的很科学。同时，制订少数民族事业规划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假如仍按照老路子走，将很难追上发达地区，因此需要创新，制订少数民族事业规划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考察

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施行的政策，大体以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基本上沿袭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恩威并用”，促进归化，实行羁縻政策；为海疆“安谧”，采取与汉人隔离的政策；设置理番同知等官员，加强番族管理。这些政策的实施，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它基本上维持了番族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番族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后期，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政策有较大调整：着眼于巩固海防，大力推行“开山抚番”政策；着眼于香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施“开禁招垦”政策；着眼于番族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广设“番塾”，实施“教化”政策。这些政策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促进了番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番汉民族的融合和团结。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研究——基于广西DHYZ自治县QBN乡的个案分析和现实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一轮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贫困人口收入低,易地移民搬迁任务重,贫困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同时还面临着贫困人口指标层层分解与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资金投入刚性需求与扶贫资金投入供给能力不足、产业扶贫项目脱贫效应的时滞性与年度脱贫目标要求短期性、贫困农村“空心化”与脱贫任务艰巨性等突出矛盾.为此,要抓紧完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以目标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机制,改革精准脱贫成效的考核办法,切实加强贫困村扶贫治理能力建设,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湖南省高考“两种考生”优惠政策观察——阳光政策阳光运行——解读湖南省高考“两种考生”优惠政策

我国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直都“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规定，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生，在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或一般中学时，应当“适当规定一个入学成绩标准”；当他们入学后，还应当“给以适当补习条件”；60年代、70年代还对此规定作了一些补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例如，高等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动态

中国已悄然进入了"治理时代",并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管理变革和政策创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无疑应该成为我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是一种重新改变各民族人口地域分布的过程。如何应对城市中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要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使民族地区的城镇继续保有民族特色。     

“互联网+”视域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及规模增大，多种城市治理难题凸显并给相应部门民族事务治理造成多重压力。在万众创新及技术革新浪潮下，“互联网+”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的融合为解决当下民族事务困局提供解决之策。为突破互联网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多重阻碍，本文以宜昌治理模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从资金供应、协同治理网络化等角度探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网络化的实现路径，以图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西北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的整合与共治——基于陕甘宁149县（区）融媒体中心的实证调查

为更好地实现“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并助力“乡村振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瞄准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于陕甘宁三省（区）149个少数民族分布相对集中县份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查、座谈、访谈和内容样本量化分析，针对当前西北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面临的关注度过低、原创性和互动性不足、互联网思维缺位、制度保障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文章认为应尝试借助多措并举、内容竞合、把握风口、立足受众、技术适配等实践路径，并以民族团结作为建设之基，结合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与传播优势，以寻求破局之道。     

“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问题与路径选择研究

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现状呈现资源过度依赖性、主体分散性和产业结构单一性,面临着区域性、渠道、产业链等方面的困境.“互联网+”具有交叉融合性、重构生态性和创新驱动性,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互联网+”认识不足,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更加薄弱,三是特色经济传统发展路径与“互联网+”融合度不高,四是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快速发展不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互联网+”视角提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四大路径: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     

脱贫致富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分析

受地理及历史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且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要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应当从政府、社会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三个角度共同着手,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同时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自力更生能力,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质量。     

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

本文借助有关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结合笔者的思考，就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作论，重点考察和论述近十年来才在各民族农村地区相继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首先考察并评述了民族生育政策的实施依据与操作进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从“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经历了五个阶段，体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稳步发展过程；其次，在论及开展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原则与成效时指出：在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进程中，由于各级政府始终遵循政策的“时间差”、“宽松度”和“灵活性”三原则，故使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由汉族地区向民族地区顺利推进，并已初见成效；第三，探讨了影响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诸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不可一概而论；最后提出：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应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尤其需要在事关政策的稳定性、灵活性、服务性、导向性和兼容性等方面多加关注。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看泉州的民族乡村

泉州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是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现有回、畲、蒙古、满等48个少数民族成分，人口13．73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89％，分布在11个县（市、区）、48个乡（镇）、116个村。其中，回族乡1个、民族村48个。近年来，泉州市以实现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为目标，以“举全市之力，攻扶贫之坚”和“负重拼搏出真招，奋力攻坚见实效”为工作思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006年，民族地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41、97亿元，比2000年的56．78亿元增长了1、5倍；少数民族人均年纯收入有了显著提高；48个民族村全部实现了“五通”；民族村的义务教育纳入了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少数民族考生中、高考加分照顾政策得到落实；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得到发展，在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均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和金牌、奖牌第一的好成绩。2003年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泉州市运动员获得了两枚金牌，实现福建省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金牌零的突破。     

制定“未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势在必行

制定“未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势在必行刘大友“未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指的是不具备条件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享受到宪法赋予的自治权的那一部分少数民族，包括：（１）不具备条件没有能够建立自治地方的１１个少数民族；（２）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     

地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对策研究

面对日益频发的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地方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要减少公共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必须将地方的公共危机管理纳入有序、规范的轨道中,以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当前,在应急管理中,各级地方政府在职能定位、部门协调、社会参与以及信息沟通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因此,加强各级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提高各级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势在必行。     

论民族地区缩小差距加快发展问题

论民族地区缩小差距加快发展问题叶小文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小平同志说：“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邓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从更高层面谋划制造更多“发展红利”的过程,更是重新谋划怎样分配“发展红利”的过程。作者认为,发展不足、发展不当、发展不协调依然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矛盾,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让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应该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