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工商企业投资农业领域的研究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涌入农业，形成了以贸工农一体化形式开发农业的新景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由于农业科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农产品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机会，而工商企业具有的组织资源、资本优势使其将“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各生产环节的盈利机会变成现实．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克服了传统农业发展的约束，改造了小农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市场农业转变的重要标志．在现阶段，政府要制定鼓励扶持政策，要转变职能，通过立法和提供服务，保障工商资本在农业有序运行；企业要依据市场特性和自身实力选择进入农业的领域和形式；农户要在与工商企业联合中增强风险意识，提高组织程度     

共享单车与政府规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阐释

当前学界对共享单车现象和政府规制的讨论大多基于经济学路径，这种分析预设政府主导空间生产的天然正当性，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共享单车现象的本质是资本逐利本性下的空间生产，其中使用者的行为发挥了再生产功能；政府规制的本质则是在其建立的空间秩序受到挑战时争夺对空间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及使用者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使得城市空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转型社会中，借鉴生物演化的思想，共享单车规制的政策选择遵从“自下而上”的自发模式可能更为得宜，更有利于社会创新。     

家庭经营制度下个体农民的博弈困境与出路

家庭经营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由于组织化程度较低,在与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等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处于较不利地位。通过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的途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类农民组织,是增强农民抗衡侵权行为的能力,解决个体农民弱势难题的根本途径。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表现为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权力与资本、公共人与经济人的三重博弈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企业的现实博弈关系又具体体现为:“双轨博弈”、“多头博弈”与“利益联盟”。从理想的形态看,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必须进行道德建构。本文由此提出“道德博弈”的问题,以寻求政府与企业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有效互动。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行为选择、博弈地位与制度变迁——基于国家—农民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国家是一个制度和结构变量,但不意味着这个变量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意味着农民作为变量不具备行动能力,恰恰相反,我们要意识到行动者所具有的行动能力。通过一个村庄的个案,在行动与结构之间引入中介变量“博弈地位”来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历程,说明行动者如何通过行为选择改变博弈格局,并试图论证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如何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提升自身的博弈地位,实现对国家和制度的反作用。     

博弈、平衡与发展:手机游戏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场域理论视角

汗漫于网络空间的泛娱乐化、泛游戏化内容阻滞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发展,而手机游戏以其使情成体、操作爽快、体验沉浸等优点日渐成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场域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手机游戏场域中三个子场域之间冲突与博弈：政府场域中教育主体的“灌输管控”、资本场域中教育介体的“资本操纵”以及消费场域中教育客体的“舆论反抗”,探索多个子场域交织的动态平衡关系,提出在资本场域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发挥根本性引领作用,贯穿手机游戏产业链,严把手机游戏质量关;在消费场域中提高网民辨别力,矫正文化消费观;政府场域中要内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到各子场域中,让三个子场域形成自律自制的统一有机体,以进一步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添趣。     

当代中国动画电影的场域解读——以国产动画片为例

2006—2011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收入逐年增加,每年的市场状况呈现各自的特征。国家对动漫产业日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对动漫的发展作出规划、指导以及扶植。电影场是社会空间的一个特殊场域,它涉及资本与权力,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关系的场所。动画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处身于电影场中,既面临资本的考验与权力的博弈,又需要建构自身的艺术特质。     

土地流转中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建构——基于国家、市场与农民视角的考察

在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作用下,中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政府动员容易走向行政推动型土地流转,速度快,规模大,具有运动式色彩,难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佳生产效率,基层政府也可能惹火上身。而市场调节诱发工商资本的逐利本能,与农民争利,容易产生非粮化、非农化行为,削弱农业发展的根基。土地流转实践中,农民呈现出主体性缺失的状况,表现在平等权受限、参与权不足、决策权虚化和创造性抑制等诸多方面。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规避土地流转的风险,推动土地流转工作走向精细化。应建立国家、市场与农民的良性互构关系,国家还权于民,市场互利共赢,农民发展壮大,农民的内生利益需求得到国家政策的积极回应,并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来提高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市场和农民分工合作,功能互补,形成一个互构谐变的有机整体。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现代设施农业的创新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情境与改革路径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基于创新理论和“情景—主体—策略—制度”分析框架,探讨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情境和改革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设施农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科技水平持续提升,但标准化建设滞后、现代化程度低,“小散乱”问题突出;设施农业发展偏重生产技术方面集成,产业链协同创新和相关资源的整合集成较少;设施农业核心技术较依赖进口,存在“卡脖子”的风险与隐患。集成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要素,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主体协同创新,既是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客观需要,也是达成政府多个涉农政策目标的有效途径。加快我国现代设施农业发展,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综合集成供给,制定完善现代设施农业标准和支持政策。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博弈分析

在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充满了政府之间的竞争.在这些竞争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无一不把自己当做“理性人”来看待.通过博弈论,深入研究作为“理性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如何围绕自身福利最大化进行博弈以及最终的政治均衡.研究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各级政府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福利,更要去关注对方的收益,这样才能在讨价还价中取得政治均衡,从而保证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农村低保政策的基层实践逻辑——以武陵山区某村为例

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探讨农村低保政策在基层的实践过程,及政策在传递中变通行为的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低保政策在村庄实践的过程中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与政策意图不相符的变通.变通的原因包括村庄内在因素和外在行政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任务,乡镇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变通的结果导致干部与村民、政府与社会的摩擦和冲突,也诠释了行政力量的强大影响和“行政社会”的逻辑.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