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这种以儒为本,兼融道、释、玄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它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成伯《毛诗指说》之研究

成伯《毛诗指说》之研究·侯美珍·一、前言皮锡瑞论唐代之经学，以为是统一最久的时代：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经学历史》）学者大都同意皮氏之说，以北...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汉代经学研究的可贵收获——评《两汉经学史》

<正>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训释五经为内容的经学就一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经学的深刻影响.因而,经学研究理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但多年来,经学研究却很薄弱,这与其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地位与影响极不相称.由于经学的历史有二千多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经学内容不断变化.要科学地揭示经学的历史发展,首先应该对各个时代的经学作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对整个经学史作贯通理解的坚实基础,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经学研究中做得尤为不够.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权才同志所著《两汉经学史》,在经学史的断代研究中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可喜突破.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从《毛诗正义》看汉唐经学的阐释意识——兼与宋明理学阐释相比较

区别于宋明理学重在建构经学义理的此在性认同,汉唐经学阐释是一种还原性认知活动,乃是以“述”的方式来继承经典原旨并实现对传统的当下性转化。在经学阐释范式之下,孔颖达等人自觉地将时代精神融入了“疏不破注”的过程之中,而一种通学阐释意识和文献学视角的介入保证了经学知识的周密与正确;同时,孔颖达着意揭示毛、郑旧注的知识来源,额外追加“其所以然”的理解维度,从而凸显了阐释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其对阐释确定性的追求。总之,从阐释和接受的角度看,孔颖达经学融合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时代、官方意识与士人传统等多重诉求,这才是他之所以能够统一经学的根本原因。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许凌云先生在《齐鲁学刊》１９９６年第４期撰文认为，国家的统一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基本观点是：从魏晋到隋唐，儒家经学曾经历了一次大的改变，其显著特点，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指出的，经学乃从分立时代进入了...     

孔子、儒学与经学

经孔子撰定的《五经》及其传记,即经学,乃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宗师孔子、祖述《五经》《四书》的儒学乃以人为本的"人学",它在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人类生存危机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庾蔚之《礼记略解》评述

庾蔚之是南朝刘宋时期重要经学家。其《礼记略解》体现出的郑注之外兼采他说：以义理阐释为主,较少文献互证;注重校勘,多得其正;力求对异文做出合理阐释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礼记略解》的成果不仅为唐修《札记正义》所吸纳,而且为历代尤其是清代《礼记》研究者所借鉴。     

浅论班固易学思想与其赋论赋作之关系

<正>兼具史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的班固,虽然本人没有阐释《周易》的专著,但是负责编集了《白虎通义》,可见他当时在经学界也是有一定地位的。白虎观会议不仅阐述了五经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肯定了《周易》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并且将五常与五经相配,《易》由卜筮之书上升为儒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1992年4月20日至25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愈故里河南孟县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约七十篇,集中讨论了韩愈的历史评价、儒学思想、文学成就等方面的问题,撮要综述如次。 韩愈的历史评价。任继愈先生认为,对韩愈的历史评价要放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上来进行。从秦汉至鸦片战争,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这对矛盾协调得好即是盛世,协调不好即是乱世。而要协调好这对矛盾就要有理论上的准备。汉儒讲五经,宋以后以四书取代五经,叫新经学。四书对协调这对矛盾、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都有积极作用。从五经到四书有个过渡,韩愈及其弟子李翱推重《大学》、《中庸》和修、齐、治、平,启后之功甚大,故尤为宋儒所重,结束     

一部填补空白之作——评《经学辞典》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并称“六经”,并为社会所习闻。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始,对儒家经典进行训释的经学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问,一直居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深深地渗透到哲学、文学、史学、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必须了解经学。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伴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经学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有鉴于此,黄开国、唐永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历时两年,数易其稿,于1993年5月隆重推出了第一部经学工具书——《经学辞典》。笔者有幸概览这一填补空白之作,深感这部辞典有下述特点: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