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持的相互制约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生活的稳步提高,与之相适应各项社会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深入的变化.其中,语言使用格局的改变是不对等的,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一方面,作为强势语言的普通话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一方面,一些处于相对弱势的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活力却不断降低.本文通过对语言规划和语言保持关系的梳理后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长期的,有预见性的语言干涉,其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在规范各种语言使用的同时,保持语言生活的多样性,建立和谐稳定的可持续语言生态环境.     

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个案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是确保贫困群众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问题，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基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县域个案研究发现，以专业化社会组织同安置区建立嵌合关系为结构前提、多元主体协同赋能为行动策略的嵌合赋能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合作结构；同时，以安置区相关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为基本逻辑、“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的联动升级为核心取向的多元联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互动模式。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在实践层面提升了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效能与能力，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行选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符号建构

本文从静态的文献材料，剖析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的互动关系，考察语言符号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因。然后从动态视角，结合语言使用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属性，分析不同阶段、不同维度、不同场域的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认为：语言符号是政治话语的容器与载体，政治语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语域；语言认同是情感认同的前提，是身份构建的必要条件；语言实践促使全体成员不断学习、实践、认同，是建构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重要路径；语言景观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持续不断阅读、评论和交流的机会，从而获得传播的活力，融入自然语言，进入社会生活，形成信念和价值观，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成功构建空间话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建构既要充分重视语言符号的工具性，又要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多维度、有针对性地发挥语言符号的认同、实践及建构功能。     

建构新的家园空间: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移民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空间理论的启发下,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扶贫安置点居民日常生活的实地调查,本文揭示了当地瑶族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物质性空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展示了在其新的家园空间建构中出现的社会文化变迁,指出了新家园的附属性和脆弱性等特点。     

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研究——以钦州汉语方言为例

亲属称谓词是语言中常用的基本词汇,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有汉语亲属称谓词的历史传承性,同时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周边方言或外族语言的接触影响,移民的不同背景及特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也使其语法、词汇系统表现出了多语成分的叠合共存现象。该地区的亲属称谓词饶有特色,加强调查研究,有利于汉语方言语言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揭示。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

本文探讨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文章首先介绍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搬迁情况,然后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从物质、精神两个层面描述了粤北山区瑶族移民在生计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适应状况。最后,文章对这些适应现象做了一些分析,指出移民村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语言探讨三江六甲人的族源

六甲话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六甲人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它有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通过六甲话与客家话、闽语、平话、粤语的比较 ,以及结合文化历史来看 ,六甲人属于汉族 ,族源呈现多元化 ,可能来源于长江中下游 ,属官方移民。     

关于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同时具有民族性和社会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语言的民族性渐趋减弱,而社会性渐趋增强.文章论述了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对"汉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的普通话"等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使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重构 ——以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的狗为视点

政府、学者、媒体、宗教和移民自身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使得“移民新村”成为一个多种力量交织的场域，其中“非人”生物也是重要的建构力量。而流浪狗这一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从生态移民社区内流浪狗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可以探讨动物是如何参与生态移民新村的建构过程的；生态移民与狗之间关系的变迁是否反映出生态移民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动态关系。同时，可以使我们摆脱和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扩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关注其他生物在构成人类身处的世界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探索一种更加全面和开放的民族志体系。     

从“京族话”“白话”到普通话的语言使用看京族的认同演变

京族是一个跨国而居的民族群体，我国的京族主要聚居在北部湾西南沿岸地区，世代以捕鱼为生。近现代以来，京族的语言使用经历了从母语“京族话”、粤语“白话”到普通话的拓展。伴随着语言使用习惯的改变，京族自我认同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渐从“落后的少数民族”成长为“有文化的中国人”。京族的语言使用及其自我认同的演进，既是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体现了当地人在现代国家语境下重新建构自我的努力。     

广西宾阳平话与壮语“吃”类词的接触与借贷

以语言调查所掌握材料和语言接触理论为依据,将分布于百越之地广西宾阳平话和壮语的"吃"类词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者的对应关系和联系。认为,壮语与汉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在语言分化以后则表现为接触关系;单个词的语音对应现象固然可以证明语言的接触现象,有词族对应的语言现象也并非全然都是同源词。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东乡民族的语言转用

东乡民族的交际工具主要是东乡语,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乡语长期处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包围之中,不仅语言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主要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语言转用就是语言功能变化的一种。据我们调查,在东乡族自治县的24个乡镇中,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转用了汉语。主动的文化同化、经济条件等是造成东乡民族语言转用的原因。     

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论语言转用的多种因素

本文以大量语言濒危现象为例证 ,对引起语言濒危的原因进行分析 ,认为产生语言濒危乃至消失的原因有两类 ,其中由于主动的语言转用造成的本族语消失是产生当代语言濒危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影响语言转用的人口比例、文化基础、经济优势等多种基本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提出这些社会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 ,对语言的使用发生综合的影响 ,最终由取得优势的因素决定语言的发展趋势。     

试论汉英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本文从跨文化角度探讨汉英语言交际方面的文化差异。     

越南濒危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应对濒危语言的政策

由于交际环境变小、与其它人口多的民族杂居等原因,越南的尔都、布依、仡佬、阿连和马良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正在出现逐渐消亡的危机。要保留和发展这些濒危语言,笔者认为这些民族必须得到良好的普通话(即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以便创造与各民族进行平等交际的环境。同时,要多种形式地组织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活动,为他们使用母语进行交际创造环境。     

蒙古语中的回回族称考

本文通过对大量蒙汉文基本蒙古史料和相关辞书的整理分析,将蒙古语中"回回"这一民族称谓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一方面考究了其本意本源,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一些误解.     

浅谈辞格Zeugma的语言特色

Zeugma(轭式搭配法)是指一个词用来修饰或支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其中只有一个搭配合乎逻辑或语法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有多种表现形式.这种修辞手段的巧妙运用,能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使所表达的语言生动形象,更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村语与黎语词汇差异成因初探

村语和黎语虽同属一个语支,但词汇差异却高达50%以上,其直接原因主要有底层语词和特有词的大量使用;借词取代固有词以及借词语源的不同或者借入的途径不同;借词和新造词的共存并用,新造词的语素或造词方法的不同.     

西藏语言政策的变迁

本文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对西藏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 ,描述了西藏语言政策形成和变迁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