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仁与致知：理学中的两种工夫路径辨析

针对胡宏于善端发见时察识以识仁的说法,朱子表示了质疑,通过对心之认知功能的辨析,他否认了心体反观自体的可能,从而翻转了程颢所提出的“学者须先识仁”之于心上识取自身完整结构而上达仁体的简易、顿达之工夫路径。但在朱子,道德活动的依据依然是仁体、性体之发动而呈现于心体之道德意识,心体之知可以片段、分立地呈现此仁体流行之义理。在朱子之敬义加持、即物推明的致知过程以及力行不懈的道德实践中,朱子之心体亦在实然上与仁体流行贯通为一。朱子将程颢、胡宏之识仁工夫翻转为渐进、积累之致知,遭到了陆、王心学的驳斥。究其实,在于朱子认为心只能在内容上发见仁体之流行,而非能够即机制即内容地肯认心体即是仁体之于穆不已之流行,以达到即本体即工夫而消解掉主观之工夫努力。经过朱子与陆、王在工夫上的两次翻转,理学工夫上的识仁与致知经历了二者的统一到割裂并再次统一起来的过程。理学文化中两种工夫路径的辨析、争论,实则显示了理学中合理地存在着奠基工夫与成就工夫之完整的下学上达的为学之方。     

孟子对孔子仁学意义的开显及其伦理意蕴

孟子接续孔子,向人的生命深处追寻善的依据,以心性说“仁”,确立了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为内核的性善论立场。仁义内在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本体论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善何以可能的问题;性由心显(以心善说性善)则使性善由一种理论预设变为“乍见孺子入井”时的当下生活体验。在此基础上,孟子依其性善论立场,提出了“扩而充之”的主张。“扩而充之”论作为一种“工夫论”要求,其所试图回答的是善端如何变为善德,善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在伦理学的视域下,孟子性善论的思想史效应可在德性伦理的范式下得到观照,然其所重扩而充之、存心养性的“心上工夫”,却遗落了孔子礼学的精神,此理论缺失可在规范伦理的范式下进行检视。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具身的人工智能体究竟何以可能？

具身认知强调人的身体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受这一立场启发，人工智能的研究不再囿于模拟大脑的计算-表征框架而有了具身化转向。具身的人工智能体是否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具身”的视角看，须首先消除心、身二元论思维，从而彻底摆脱传统人工智能采用的计算-表征思路，以及将人类心灵和身体视为心灵和身体的唯一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身体”不是一种与“心灵”对立的实体，身体的“具身性”在于它自身负载着能够有效应对环境的机制，从而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或一个环节。在此意义上，以应对世界的活动为模型的人工智能体可能具身化，从而“在-世界中-存在”，此时，“人工智能的身体=人类创造的身体形式≠人类的身体”。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身体模式

在现代文化视野中,身体伦理有常态的身体、符号的身体、消费的身体等几种模式.无论哪一种身体模式,都难以摆脱身与心、灵与肉、个体与集体(他人)的对立与冲突.而身体存在的价值,也在于从这种对立与冲突中求得身、心的和谐.     

具身化、隐喻理解与情绪启动

个体在经历隐喻时所处的环境激活了隐喻理解的认知过程。在情绪的身体基础上形成隐喻的身体基础,使得个体隐喻的思维方式以情绪为基础而被局部表征。个体对于隐喻理解的整个认知过程可能无法清楚的记忆,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意识层面,但是我们的身体用情绪的表征记住了隐喻加工的过程。具身的动力性使得隐喻的身体基础不断反馈于个体经历隐喻时的环境,最终形成具身化的隐喻理解过程。所以当个体再度体验隐喻时,情绪启动刺激隐喻的身体基础,从而促进个体更快地理解隐喻。     

"身体"辩证

在当代 ,“身体”这一原本属于每个人且似乎不必言说的在体 ,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 ,进入公共话语。生活中的健身、美身以及与之相伴的伤身、殉身 ;文学艺术上身体写作的种种花样翻新以及一些人的身体变为公共消费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人体器官移植和克隆的现实可能 ;属于性别范畴的诸多两性和同性问题 ;特别是人们处身的社会位置的急剧变化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和行为失当 ;不时地出现在电视传媒上的那些自杀杀人的“人体炸弹”……都直接或间接地重塑着人类的生活世界 ,改变着人们内在的文化心理秩序。哲学要真正进入“生活世界” ,就不能不关注当代人类的身体现象 ,在新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身心、形神、体用、群己、我你、主客、生死、同异等关系。本文即是对当代人类身体现象的一个论纲式的探讨和辨析。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论孔子"仁"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

孔子提倡“仁”是具有复兴周政治的非常鲜明的政治理想背景的。“仁”主要是衡量人对于他人所负责任的一个伦理——政治的德行评价标准。“仁”是一种博爱精神,它发自人的内心,由亲亲(孝)的天性出发,经过同情心推及其他的人。它与基督教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提倡的(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无等差的“博爱”区别在于一、它不是神性的,而是人性的。二、它具有伦理和政治的等差。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与爱国主义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礼”“仁”等宗法伦理为核心,它以君臣之礼和忠君之德为基本要素,以帝王私有制为物质基础,以人的自爱之心为心理基础。宋明理学主张“灭人欲”,客观上也否定了体现宗法之礼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自爱之心,从而加速了宗法制度的衰落。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意识到对“人欲”(私利心)应当“从而恤之”而不可禁之,并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行走守法:伦理辩护与批判

维护行走秩序并诉诸法律,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公共善,具有伦理正当性;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与城市道路资源极其紧缺等特殊因素,众多潜在的“行路违法者”使交通管理者陷于“法难责众”的伦理困境。“行走守法”的伦理尴尬,源于现有交通模式所蕴涵的交通权益不公之伦理冲突。“行走守法”的伦理悖论,呼唤着中国城市的现代理性交通。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都突出了“仁”以对方为重的他者优先的伦理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儒家“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在价值意蕴上有着契合之处。继承弘扬“仁”的他者优先伦理,是以传统价值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时代必然。     

朱熹“敬”思想的意蕴及时代意义

在宋代理学中,“敬”被理学家视为心性修养的重要工夫。朱熹因道南学派主体体验“未发求中”的方法无法抵达心体未发前的气象而转向将未发已发问题的着重点放在对心的考察上。他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提出“心有体用”“心通贯未发已发”。在此基础上,朱子对“敬”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静坐持敬深化他所继承于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提出了“涵养察识,用敬致知,用敬贯未发已发”的思想。“敬”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敬”的内在道德觉悟又必发为外在的道德行为,贯通人的内在心性与外在人生践履。朱子的“主敬”思想,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现成的工作伦理资源,而敬畏伦理则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防腐倡廉等提供了现实意义。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     

儒家《诗》教视域下的夫妇之道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反映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中的夫妇伦理观念,婚前男女关系遵循匹配、感应、真诚、节制等原则,婚后夫妇关系遵循隆礼、齐家、葆爱、劝教等原则。这些价值观念可能仍然适用于现代夫妇伦理,但须进一步揭示其本体理据和实践工夫,以增强理论易代转化的普遍效力。此间,忠道为夫妇伦理原则的理论本体,确立于“天” “中” “诚” “一” “敬” “尽己”等内涵。恕道为夫妇伦理原则的实践工夫,落实于“仁” “正” “如” “推” “度” “贯”等意蕴。儒家《诗》教蕴含的夫妇伦理肯定人的主体性,也强调对主体性的规范,使现代性的夫妇关系在注重实现个体价值的同时,也可望臻至以君子人格为指归的生命修养境界。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