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文存古法”论

基于时代风尚和自身的诗学主张,杨慎文论的重点即《四库全书总目.升庵集》所评的"文存古法",其总体原则是"文法皆有祖",又须"脱胎换骨",具体主张包括:第一,"达古文之文"体现出对古文章法句法的重视;第二,"达文体",表现为对各类文体特点的辨析;第三,强调"文法皆有祖",特别体现出对具有"魏晋之遗"文风的崇尚。     

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

鲁迅讲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一科学的论断 ,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文化时 ,也曾批判道教中存在糟粕 ,但并没有完全否定道教 ;也并未从道教文化中“悟”出一个“食人民族”的结论。另外 ,还可从鲁迅先生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与迷信应严格区分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 ,反对盲目主张消灭中国宗教(包括道教 ) ,宗教属于精神信仰 ,反对诽谤“龙”图腾等观点中 ,看出鲁迅对中国道教的认识是有其宗教观作理论基础的 ,是十分深刻的。因此 ,我们不应贬低其意义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别张壁垒于“茶陵” 拔戟自成一阵营——试论杨慎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明代学者杨慎 ,在众多著作 ,特别是《升庵诗话》中有大量的诗歌理论。就诗歌本质论而言 ,杨慎强调诗歌“主情” ,并在诗歌的学习上兼取众善、融于一冶 ;在诗歌审美论上 ,提倡含蓄蕴藉 ,天然清新 ,同时在创作中主张多读书和用语必有出处。     

先秦儒家“思”的哲学

思是哲学的来源之一,中国先秦哲学中有关于思的丰富认识。在孔子之前,思具有德性、知性、情感等多重含义。孔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思的对象应当是仁,思的标准应是"无邪",思和学需并进。曾子将孔子的思予以了内省处理,认为人只有经常做反省内思的工夫,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子思建立了"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的模式,使天道性命相贯通,并将思的地位大大提升。孟子进而认为思是人心的重要功能,仁义礼智等善端,都需要人心通过思来得之,否则人就会顺从耳目等血气官能而作恶。荀子则从知性之思的角度发展了思的观念,认为只有保持内心的"虚壹而静",才能获得正确的思。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儒家和墨家的“仁”“爱”之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从儒家“乐”思想到幸福感研究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心理学界对幸福感的关注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已将幸福研究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同样,中国古代先哲也有大量对幸福或类似概念的见解阐述。分析儒家乐思想和当代幸福感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可以展望当今的幸福感研究对个体、社会及国家的意义。     

反省儒家的“传圣人话”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主导学术——儒学不是靠创造而是靠传圣人话延续与成长的。汉武帝之后的大儒都在阐释大师,以传圣人话为己任,在儒家中很难找出自由演说的思想者。早在先秦即已露传圣人话之端倪。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美奂美轮的儒家文化,无不建立在对“真实”忽略不计的基础之     

儒家的“乐”教与现代休闲

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把将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乐"作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情感层面和本体层面的体验和领悟.在关注休闲的今天,研究儒家的"乐"教思想对于真正领悟休闲的内涵、提高现代休闲质量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儒家建构新“仁”的理论依据

儒家“仁爱”思想在现代社会必须突破“爱有差等”的局限性,发扬博大的人道精神。在这一转换的实现过程中,儒家经世致用的权变思想、“自省”的道德修养论以及注重实效的道德实践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