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刘咸炘《史通》研究探析——以《史通驳议》为中心

刘咸炘所著《史通驳议》,于批驳中寓卓识,通过批判刘知幾的"六家二体"说,阐明了史体嬗变演进轨迹;摆脱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束缚,辨析了纪传体史书中"纪、表、志、传"的不同功用,对"史体论"的探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惟如此,该书通过阐发与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藉以回应了西方史学的冲击,并批判了"新史学"的偏颇之见,折射出一种民族史学本位意识,是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交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

正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问题,自民国以来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传统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近代史学。像中国这种文化悠久的国度,其传统史学是近代史学不可绕过的坎,也是不可舍弃的资源。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都是中国传统词汇经由日本与西方概念对接的结果。以明清为例,许多史书和史学观念,在受西方史学影响下的近代     

从近代史学革命看心态史学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史学革新运动,它确立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但奇怪的是,一度得到宣扬的心理史学却没有在后来发展下去.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史学观念在某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当时史学革命的主旨也限制了心态史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浅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与“论”纠结——以陶希圣与《食货》杂志为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新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时期,此间,有关“史”与“论”的关系被反复提及.其间陶希圣所创办的《食货》,既是社会史大论战的重要阵地,又影响着中国近代学术演变脉络.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