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论转型期民族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则互动

正式规则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石,非正式规则是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维系者。民族乡村良好的社会治理样式应该是在坚持正式规则权威地位的前提下,推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实现相互兼容以弥补治理缺漏、相互吸纳以提升治理效力、相互对接以实现治理目标。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作为主要治理规则.城乡规则的差异性使得二者社会治理存在着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农民思维方式、行为规则、农村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的结构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乡村债务

乡村债务是我国社会转型效应与制度失范的产物。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直接原因与制度性原因。治理乡村债务,对于推动乡村发展、增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是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的一项制度,既涉及行政执法权力结构调整,又涉及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规范、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从促进基层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最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精准化等方面回应基层治理需求,遵循合法性、差异性、耐受性、动态性等行政权力转移的基本原则,防范因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而引发制度异化的问题,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而引发执法机构虚置的问题,因执法机关协同不力而引发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执法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的问题。     

精准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精髓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与民众需求精准匹配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既包括治理主体、治理中介、治理个体在内的结构要素,也蕴含民众需求导向、过程—结果导向、制度治国导向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治贫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内源式扶贫匹配贫困地区发展需求、顶层战略设计与考核监督共进。精准治贫也产生驻村帮扶工作队与村级组织协调互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等正外部性。在精准治党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要求权为民所用匹配基层法治需求、优化政党治理系统。精准治党思想产生了党员干部"规则意识"提升、党组织回应性增强、乡村权力结构整合等外部性。与其他治理范式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强调政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积极主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依据差异化需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具有明显优势。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何与何为?

城乡教师轮岗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侧面,因此教师轮岗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教师轮岗制度是教育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着眼点,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可行方案.应以创新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挖掘契合点、依托"项目"等措施,实现以教师轮岗制度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景.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的二重合法性——“非正式权力运作”的一种解释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基层政府诸多错位行为,表现之一是以非正式手段达成治理目标。依法治国的治理策略下,法制是政府权力施行的合法性依据和基础,但改革前总体性支配治理模式下庇护性质的合法性并未完全消退。当前基层社会的支配结构建立于这两种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一些情况下"二重合法性"的内在张力造成了正式权力施行的困境,政府进而诉诸非正式途径达成目标。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